在上述案例中，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合同的一方是村委这个集体组织，对于现在特别强调“严守合同规则”来说，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官不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而势必造成村集体利益的损失，并引发群众集体上访事件（此情况在本案中已发生）。民法是单纯的私法，但在我国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对法院这种判决，没有可以补救的办法，只能维持错误结论的话，也并不是立法机关所想看到的结果。固然，这类案件可以以《民法通则》第四条或者《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原则来解决，或按国际惯例的规定来处理，但仍然不如具体规定出来为好，因为，在具体案件中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来裁判案件，事实上给了法官自由裁量案件更大的空间，这就和当初不制定这一原则，怕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力的初衷相违背。还有学者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确认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既可以解决当前此类纠纷频发但又不宜以不可抗力论的实际问题，又不违背现行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而且也可以有效避免各地法院在处理因”非典“影响而引起的合同纠纷案件时极有可能发生的法律适用方面的混乱。”（9）。这一办法也不可取，因为对于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明确删除的条款，再由司法机关来补充的话，等于赋予了司法机关超越立法机关的权力，造成立法、司法的冲突，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信仰，因此在难以彻底抛弃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在立法中对其作出明文规定更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