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相互持股的股权关系和企业治理机制，造成日本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沉疴难愈。反观中国，由于国家完全拥有国有银行，贷款损失的终极承担主体是政府，当政府认识到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可能危及银行业未来发展时，政府能够主导开展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当然，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起因也与日本有所不同（见前文）。

　　2002年10月，日本政府宣布实施“加速改革综合对策”，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方面，提出政府向银行注资，并采取普通股注资的方式，这等于是逐步将部分问题严重的商业银行国有化。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国家持有银行股权，来打破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关系，改善银行和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

　　通过中日两国银行不良资产处理问题的比较，我们深刻地领悟到在处置银行不良贷款危机中，需要有一个主导者发挥重要作用，需要有一个终极责任承担者承担最终的资产损失责任。这个主导者和终极责任承担者就是国家政府。日本一直以来缺乏这个条件，直到目前才有所改变，而中国具备了这个条件。

　　四、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与人民的经济安全性

　　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会导致未来金融危机”的观点。我们已经客观分析了中国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现状及前景，那么未来是否会发生由于人民主观信心危机或者外来危机而导致的金融风暴呢？

　　首先，中国百姓是否有一天发现他们的存款没有被银行盈利资产所保护，而冲向银行要求提款呢？目前根本看不到这种可能，反而中国百姓看上去很乐意持有银行存款，这是因为他们喜欢存款带来的经济安全感以及存款带来的收入。因此，只要存款的真实利率水平维持为正，他们本身就不可能进行挤兑。即使发生挤兑，中央银行将出面提供货币给国有银行以满足兑付需要，最终结果是这些货币又将回归银行，就像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大萧条时的情形一样。

　　其次，中国百姓是否会认为他们拥有的银行存款太多了，以至于要花费掉这些存款或者将存款转为其他财富形式（如股票、债券、房地产等）呢？如果通货膨胀率预期较高，将会刺激人们进行狂热消费（如同中国在1988年发生的情形一样）。但是中国已经不会再有因全面价格改革而引发的通货膨胀，至于因宏观经济失控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则是政府不能接受的。不过，人们的财富结构会发生变化。人们可能将财富的一部分保持为银行存款，另一部分财富以其他金融资产或房地产的形式持有。人们资产组合中股票、债券和其他资产种类的增加和组合的变化，取决于中国百姓的偏好以及政府对提供这些资产的鼓励措施。银行存款的分流并不会威胁银行体系的安全，一方面是因为金融体系本身内在的相互依赖性、融合性在增加；另一方面，当个人财富从短期流动性的银行存款转移为长期的金融资产或者实物资产特别是住房的时候，资产的流动性下降，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反而增加了。

　　再次，我们认为，与不良政策性贷款资产的威胁相比，资本的国际流动才是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大威胁，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最大威胁。Carvalho（2000，2001）、Felix（1993，1994）、Stigilitz（2002）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详细记录了亚洲、拉美和非洲第三世界国家遭受资本外逃的痛苦经历。目前，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主要是直接股权投资，不能随意撤走；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银行存款不能转移到海外；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在海外外汇收入的用途也受到国家有关政策的限制；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国家拥有重要企业的所有权，由国家对社会的财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管制，这些使得中国可以免受国际金融社会各种组织以及国际金融资本对其金融体系独立性的干扰。

　　最后，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随着市场的扩张，人们的收人上升了，但是传统体制下由企业提供的经济安全性却下降了。而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失业和其他福利计划还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经济安全性是否下降了呢？在一个市场经济中，人民经济安全性的核心来源并非是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是私人财富-银行存款、股票、债券、住房、土地等。这种经济安全性的来源在中国正在迅速增长，从而增进了人民福利水平。在中国共产党16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保护私人财产。因此，尽管市场扩张带来了不安全感，但中国人民私人财富的安全性正在不断提高，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