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价值体系中的效率问题，它是我国在现代立法、守法、执法过程中值得思考的方面。在这之中，我们要正确处理好效率与秩序、效率与公平、效率与正义的关系，合理运用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和方法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促进法制效率的实现。进而，在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过程中，运用公平而高效的法律去调节与控制西部开发中的资源、人才和资金等关键性因素合理有序的运作，并最终使这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得以顺利的实施和实现！

　　[关键词]效率 西部大开发 交易成本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坚定的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①在我国进行了尽二十四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证明：只有科学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才能有效的保证发展的顺利进行，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大船乘风远航！因此，根据我国改革实践的经验制定并完善我国的法制体系才是当务之急，而在制定并完善过程中合理的运用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和方法去指导公平而高效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使之更有效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有力服务于西部大开发这场关系当今中国的发展乃至关系到全民族复兴与繁荣的伟大事业中去！

　　一、效率概念的阐释

　　效率（又称效益）作为一个舶来品是在最近二十余年才逐步引起法律界人士的重视与关注的话题。效率在英文中的单词是“efficiency”，其在朗文词典中的释义为“做的又快又省又好”。在现代法理学论著中把它定义为“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②同样，在经济学中关于效率问题分析的“帕累托效率论”是讲：以价值最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资源，从而达到对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因此，从法学与经济学对效率的界定上我们可以看出：法律作为一种由国家独有而稀缺的资源，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配置使之实现预期的社会目的最大化是当今立法、守法、执法中所应思考的主要问题。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庞德指出法律的社会目的在于“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③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在实体法中，还是在程序法中都要遵循其内在的经济规律，按照“经济理性”的要求去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率问题，从而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限的司法资源得以合理有效的配置，进而最充分的保证我国人民在当前阶段的政治、经济权益，并为西部大开发的可持续性发展保驾护航！

　　二、运用经济学分析效率问题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应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生产者和经营者处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境地，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指挥，各种资源逐步从低效率利用向高效率利用转移，并最终达到一种价值最优化的状态。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与监管者应该合理运用国家宏观调控手段来使竞争中的盲目性、偶然性、任意性、风险性等资源浪费现象减少到最低化。而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武器之一便是法律，这就要求法律的建设在正确的调控其它资源的同时法律自身先要作到效率第一与价值最大化。

　　首先，我们对实体法中的民商法用经济学的观点加以分析。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科斯的科斯第一定律：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佳配置，而与法律无关。④波斯纳对这里的交易成本定义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人们通过自愿交换而实施法律行为所支付的成本。⑤从而可见，最大限度的节约交易成本是经济立法的效率所在和根本动因。交易成本在经济立法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经济立法本身的成本和守法、执法的成本；二、经济立法改变市场资源配置所节省的成本。这两种成本之间是一种呈反比的关系，我们加大对第一种成本的投入相应的会使第二种成本的投入减小；相反，我们强调第二种成本的增加相应的便会节约第一种成本的投入，而按经济学最大边际效用的原理就需要我们在经济立法中找到两种成本的最大边际效用交叉点，从而指导我们的经济法制建设工作。一方面，一部公平而高效的法律就要达到它给市场资源合理配置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违法所付出的成本，只有这样经济立法才是最高效率的法律，否则，当守法的成本大于违法的成本时，人们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而这样法律作为秩序、公正和公平的代表的形象就荡然无存了。另一方面，法律应该明确界定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使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达到最优化。例如，经济学中科斯定理的基本内容是：确定和保护产权最有利于对有限的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提高经济效率。所以对产权的清晰界定是经济立法的基本前提，而我国民法中关于“物权”的法定定义至今没有确定，从而使经济交易中的当事人在物权的所有权、抵押权和担保权上无从着手，这就使的大量的司法纠纷集中于此。据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231号《法院情况反映》1991年1-9月法院合同纠纷案件下降0.16%，借款合同案件下降44.44%而同期全国的三角债却高达2800亿元这说明了法律所能优化人们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费用远远大于市场资源自我调节的费用，所以人们放弃法律而自觉的节省有限的经济成本，以至使经济立法因不经济而被束之高阁。总而言之，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市场主体会自觉不自觉的运用经济学中博弈论的观点去分析交易成本，“对于能使交易成本达到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法律予以遵守”，⑥反之，则予以抛弃。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立法的效率问题上沿着边际成本曲线，在市场主体的总体收益与可承受损失的原则下，追求经济立法的社会目的有效的实现。就如恩格斯所说得法的起源那样“在很早的时候就产生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每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就成了法律。”⑦这就是社会主义法律的最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