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资信规制产品关系。现代社会在社会学家眼中是一种“生人社会”的形态，由于交流工具的发达，社会的个体所面向的是一个极为广阔的社会，这就带来了社会交易的不信任因素，产生资信障碍。调整这种障碍，是以经济保护为最大目的的经济法的必然管辖范围。我们发现，经济法的调整主要有两个层面构成：其一，中介体系，通过专业人员认证的市场要素（如资本、信用、法律状况等），经济法在此调整的是认证的标准、认证人员的选用、认证责任关系等；其二，配套体系，通过资信公示制度，获得前述认证的公信力，保障可信度，并建立资信缺失的救济制度，以惩戒和补救作为最后关口，从而建立经济法的综合社会资信安全体系。当然，对于企业的延伸资信，如企业的CI，企业的广告行为，同样应当给予重视，从而形成全方位的经济法资信保障网。

　　第三、社会保障产品关系。由于市场的运作信息的差异，营销策略的不同，资本运营的迥异，个人竞争力的差距、老化等等因素必然导致市场的优胜劣汰，进而带来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如失业，破产，养老，企业、个人的两极分化等。从市场的基本安全出发，给市场的人力资源一种安全性的后盾，保护其失业后的救济，再培训，丧失劳动优势后的养老，是稳定人力因素的必然举措；而通过税收等多种的再分配手段，抑制上述的两级差异，同样应当是经济法宏观上应给予调控的。

　　二、经济法在我国的特殊调整对象

　　经济法由于其复杂性、多元性，其经济调整范围不仅在国家法域层面，而是限于特定的区域的经济法，其法律渊源可能是地方法规甚至是民间法，也因此可能特殊于宏观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内容。现分述如下：

　　1、特定地区的跨地区小额贸易关系

　　这种特殊贸易形态主要集中在闽台两地间的某些特定的交界地段（如处厦门、金门、晋江之间的大嶝镇），这种由民间自发进行的跨地贸易，同我国在外经贸法律中给予的台湾地区准予适用外国经济地位的标准不同，并不主动适用两地的官方形式的法律文件，相反，由于交易的非官方性，兼之频繁、小额化的特点，人们不可能照搬大陆与台湾间大宗经贸下的转口、通关等繁杂的正规手续，人们更多地采用直接易货的交易方式，一方面减少了彼此货币的汇兑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说明这种贸易动因的使然（这可以从大陆提供的日常生活用品与台湾的小家电的产品得到证明）。但交易中，我们发现人们同样适用着简单的经济法来调解彼此的纠纷，“游戏规则”就是原始的民间交易基本准则：如调整市场秩序的“童叟无欺”，“不短斤少两”的简单理念，这是实用性的驱使，更是民间裁断的必然（因为政治的原因，不可能出现正统的法律力量居中裁断）。虽然没有严格的法律身份认定，法律适用冲突规范的选择，但这种简洁的实体性原则所指向的经济关系，在这种经济形态的事实存在下，应当归入地区中观经济法的调整范围。

　　2、毗邻地区的小额他种货币支付关系

　　由于地缘经济关系的影响，加上临时入境的手续简化，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的连结地段，在边境的零售活动中，民间的小额货币支付已是不争事实。尽管在宏观的外汇管理体系下，人民币作为唯一的法定支付货币是勿庸置疑的，但这种小额的他种货币的支付效力仍然被该地域经济社会所认同，这种限于零售的他种货币消费力，是一种双方交易习惯的带来的。调整这种特殊的外汇关系，在当地的交易惯例中得到一种认可性的体现，我们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地认定其非法，因为很明显这种特定小区域内特定零售范围的小额支付在数量上不会影响到当地的本币效力，更不用说整个国家的外汇体系，反而是可以带来两地交往的某种便利。因此认定这种民间法的调整效力，进而将上述的支付关系一并纳入中观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其实，香港回归后，本港企业同样也是在本港认同人民币的支付力的（比如很多的香港店铺明示“欢迎使用人民币”），这种行为如果放诸长远，将有利于将来的两地的货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