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余年的探索、实践，我国的改革、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积累了不少问题，经济、社会正面临着转折关头，挑战和机遇并存。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在客观、恰当地评价已有成绩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明确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和大政方针，意义十分重大。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法的调整，需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因此，《决定》在着眼于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对经济法治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经济法治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犹存

　　《决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评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着诸多体制性障碍。法治作为上层建筑，也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所谓体制性障碍中无疑也包含着经济法治方面的障碍。

　　障碍之一：立法及其指导思想方面法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从何而来？从无法无天的时代一路走来的国人，不免被笼罩着法的某种神圣光环所迷惑，仿佛立法机关和任何有权制定规则的机关就是神仙皇帝，对其公布的法条产生崇拜，忘记了或不了解法永远是不同主体及利益博弈的产物，权、利及其制衡是法的固有秉性。

　　纵观现实生活，人们看到，许多法律、法规、规章的出台，是主管部门急于藉助法律获得权力、某些人大代表对某事甚或一己之义愤，以及领导人的关注或偏好的结果。在法的制定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未能充分表达意见，并被吸纳到法中去。即使采取公布法案采集意见、召开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的，立法者也往往不能站在大多数人长远利益的高度取舍、集中各方意见，仍是拍脑门子决策。如此出台的法，自然反映民意不够，要么脱离实际，要么缺乏大多数人的认同而成为具文，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对于这个问题，除了制度化的立法程序外，最主要的解决之道是要加强立法过程和决策的民主参与、监督，让民众和媒体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令有违民意和科学、公义的人无地自容，引咎辞官。法（治）的精神、原则和主要制度在各部门法间是相通的，许多看似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的问题，其实并非部门法问题，而是一般法治问题。

　　法的内容及其实现，也有一个博弈、调和问题。以宏观调控法治为例，宏观调控的目标很多，有经济发展目标、产业政策目标、竞争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目标、劳动就业目标、社会平衡和保障目标、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等等，宏观调控法究竟应当如何制定呢？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两个倾向：一是希望用一部法、确定一个机构，将调控权集中在中央，以免调控的冲突和不协调；另一则是迁就现实，以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出发设置调控权，而不问调控中的混乱及如何集中。二者都是有违经济法治要求的。

　　一个基本的道理是，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发合力之上的，具有某种不可预见性，只能大体预测、防范、事后补救，不能事先运筹帷幄，否则就是计划经济了。宏观调控和经济社会的统筹，只能在分权、制衡中实现。而且，调控和监管的目标不同，需分由不同的机构如央行、竞争执法机构、产业监管部门等来承担，无必要也不可能合一。但是调控权的设置又要科学，当合则合，协调配合又是各有权调控机构及其上级机关的义务或职责，如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制约和总理对各部门的协调，市府各部门之间及其与市长的关系亦然，加上民主的参与、监督和司法审查，宏观调控也就与科学和法治接轨了。

　　障碍之二：政府角色如何定位

　　现代社会是角色社会，尤其对于由千千万万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组成的政府来说，需要对其准确定位，令其角色不得错位、利益不得冲突、包括高官在内人人可（被）问责，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角色扮演者应当依法承担不利的后果。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法立了不少，法治仍不如人意，问题主要就在角色错位、利益冲突和责任方面。如省市长的亲属从省市政府拿地做房地产，当事人和社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据北京市的情况，土地违法主要是政府违法，却没有任何人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凡此种种，与法治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