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教授出了一本书，名为《影响决策的国情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收集了诸多为中央领导所批示的胡先生认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的国情报告，在该书前言《我是如何研究中国国情的》中，胡先生更是豪情万丈，畅谈自己的志向、抱负、对形势的研判，继而不遗余力地传授自己成功的密诀，读来颇令人动容。

　　记得有人说过，一个白痴提出的问题几个天才也回答不出来，鄙人不才，感动之余还是弄不明白，既然“中国人民的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事件”，而“经济学家是造福人类的工程师，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知识贡献。与其他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相比，经济学家更有条件和更有机会作出这种知识贡献”，作为经济学家的胡先生又“学有专长、具有全球意识、深入了解国情”，为何中国的经济学家就至今拿不出个象样的经济理论，也去国际上邀个什么诺贝尔奖什么的呢？我们听惯了什么股份、什么市场，可我们的国有企业为何一直到今天都步履蹒跚，我们的农民为何一年又一年把眼望穿？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又给了我们什么答案呢？

　　胡先生所研究的“-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都是与12亿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最大利益息息相关的”，并自陈“我不仅十分清楚这些利益之所在，而且十分清楚如何通过我的国情报告使决策者也清楚-”，可遍览全书，国情报告内容无非是扩大内需与“三农”、就业与社会稳定、反垄断反腐败与良治以及社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凡此种种，难道这就是12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最大利益？

　　呜呼，胡先生何其谬矣，昔有汉一朝，中宗孝宣皇帝躬圣质，总万方，惟思世务，将兴太平，然而谏大夫王吉却以为“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故宜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跻之仁寿之域-”（《资治通鉴》汉纪十八）。古代的谏士尚远见若斯，今日之胡先生犹抱“期会、簿书、断狱、听讼”之流不放，弃本逐末，乃至以此为能，其不悲乎！

　　其实，“太平之基”也就是今天12亿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最大利益；施政之“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制度建设，就是法治，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长期以来，我们的改革一直过于强调非规范性、突破式、运动式模式，缺乏制度先行，往往是先突破法律，然后再修改法律，与古代先变法，后执行的改革模式大异其趣。这种“摸着石头过河”模式直接导致改革上的短期行为，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目标，缺乏理论指导和制度约束，一旦摸不着石头，或摸错了石头，其后果要么是在河中徘徊，要么被河所吞没，值得警惕。同样，由于长期以来过于关注“末”的经济发展，忽视或根本不注重作为“本”的制度改革和建设（即使有部分制度创新，亦围绕经济建设亦步亦趋，政府机构改革即是），本末倒置，这种改革当然自有其历史需要和贡献，但其付出的代价又岂止是公平、正义和秩序！时至今日，其弊端已暴露无遗，严重的两极分化、地区发展差别、腐败、行业和行政垄断、市场分割、政府改革裹足不前、国企改革举步维艰等等（对此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恐怕也难辞其咎），均蕴示着背后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严重影响了上层建筑的完善，而且还形成了种种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继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贻误时机，诚江湖庸医尔，胡先生于此岂不知乎！

　　当前我们最重要的，窃以为须与时俱进，将二十年来坚持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新时代的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党和政府不要冲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而应着力务本，抓住主要矛盾，牵一发而动全身，变破除式的“改革”为创建式的“建设”，清理阻碍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若干“瓶颈”，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收纲举目张之功效。展望未来，相信在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个廉洁高效的现代政府的治理下，12亿人民自会奋发才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且只有人民，才是真理的发现者和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忘记的命题，而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家，其历史使命就是关注制度建设，研究制度建设问题和方向，进治者以治“本”之良策，协助人民真正作为主体参与改革，参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以“末”为能，视人民为被“关注、善待、解放”的客体，以高高在上的“智者”、“能手”自居，诚若是，则吾国幸甚！吾民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