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这是一种潮流。由于这门学术穿戴着流行的外装，我们往往象对其他“时髦者”一样，未给予其“充分的打量”、“深切的关怀”。甚至意识之中，将这些玩弄科斯定理等新式分析工具的行为，列为“一指功”、“二指禅”之类功夫。

　　然，当我们以一种拓展的视野，开放的理性去重新打量法律的经济分析，去观察经济学思维对法律学的必然性“入侵”，反思卡尔马克思社会压迫的分析以及哈耶克对社会奴役的分析，尤其是用“Look法”观照社会和历史，就不得不承认：将经济和法律相联系，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

　　我们可以回溯人类的原初状态，去寻找秩序与经济的联系。我们可能遗憾只发现了几只野果、几个原始人。用“Look法”，也“看到”围绕几只野果的人际关系的互动，“看到”野果这种经济元素和以其为中心的互动秩序的形成。因此，一个设想，关于“经济”与“秩序”关联的设想，在万万年前，即可得到推认。

　　以后的具体分析也就不重要了，因为原始结构联系没有变化，即使到二十一世纪也不可能变化：即令“野果”的形态在不断发生变化。

　　吾等不得不承认：人们断不了与“野果”的关系。这就是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史。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先人们对人类、动物活动的一种深刻体察（此乃古人之发现，知识产权归古人）；如果不将这个“Look法”发现的事实，与个体自觉道德取向混同，与“革命人生观”进行狭隘联系，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人作为人，而不是神的“普遍客观的现实”。

　　经济是社会组织技术唯一的内核？显然并非如此。

　　我们又回到社会的原初状态。我们还发现了性。我们发现了几个原始人之间与野果无关的一种活动，一种影响互动关系和秩序的活动。

　　回到后来的社会，就有伟大学人揭示的“公娼制”与“无产者的被迫独居”问题。

　　我们的古人其实早就发现了这样的事实，他们说：“食色，性也”。

　　人类的现实历史，就在“食色”人性的基础上展开。

　　我们看到了圈地运动，看到了刘文采，看到了太平天国，看到了欧洲的初夜权，看到了天门108.由于经过政治教育，有“正确的人生观”的鞭策，我们将人类的食色历史，归为“儿童不宜”。

　　但这种“革命性”的回避，让不少人忘记了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甚至再现这种历史本体的行为，已经让人羞耻和愤怒；甚至以超越性的角色，否认人的这些“微贱的事实”。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人类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经济史，也是一部性史 .

　　二

　　社会组织技术，因此围绕着“食色”的分配，不断展开。

　　这种自觉的分配，打破了原初社会中的原生秩序，某乙的野果变成了某甲的食物，某丙的健人变成某丁的眷属。

　　我们甚至可以推想，他们用石块、棍棒、追逐、阴谋等等方式，来维持这种新的社会秩序。

　　这样的历史，没有完结。

　　然而，有人发现，茫茫宇宙之中，人是仅次于神的存在。人的意志力和意志的反思能力，让人的一部分，发现了新秩序的缺失，一种新的元素，良心元素在社会中出现。

　　孟子因而说：五亩之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翻译这句话，它是让人安享食色份额权利，五亩地提供衣食，不相往来免得性的关系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