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动态转轨过程制度缺陷分析。1992年中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了举国上下尽人皆知的企业建设目标。老的“企业制”向“公司制”转轨，新旧体制的交替为理论与实践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首先，国有企业历经扩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租赁、转换经营机制到股份制改制2几大变革但是困境依旧。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法律制度研究而言，一个深层次问题是企业法律制度与公司法律制度的并存与融合问题。矛盾主要集中在：一方面，公司制适应市场经济需求但是我国现有公司法内在缺陷已日益显露；另一方面，旧的企业法体系虽然难以与市场经济规则吻合，但是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治背景及我国商事公司传统的缺乏而使其暂难退出历史舞台。具体解释如下。公司的人格独立、财产独立、责任独立、内部权利机构制衡等特征使得公司在市场经济中成为典型的市场主体，也适应适应市场经济的自由公平竞争。但是我国《公司法》的制定背景决定了她只是比当时（1993年）的实践高一点点，而随着实践的发展暴露出很多须完善的地方。1993年《公司法》出台有两个背景，一是应全民致富中出现的公司热，要对形形色色的公司进行规范，二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到了要对企业组织形式和财产权关系上做文章的地步方方面面都感觉到需要用法律来规范调整公司，当时在公司还很模糊的情况下便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因此，现在的《公司法》中存在的偏爱国有独资公司、漠视股东权益3等问题实属正常。同时，旧轨企业法所确认的企业形态并不具备如同公司那种市场主体的基本特征。因此，出现了产权不明晰、所有者缺位、决策不独立等问题。更因为按所有制性质的划分而造成的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不平等，如国有企业的税收信贷优惠、“三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等。（上述问题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详细论述）可是，公有制企业仍是中国企业主要形态，在大企业中仍以国有企业为多。4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等再法律上得以确认，现有公司法无法将旧的企业法代替。因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现有的企业法与公司法整合后，新的企业法与公司法之并存形态来解决矛盾。

　　其次，《公司法》中关于国有独资公司规定与其说是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倒不如说是双轨妥协的产物。在《公司法》制定过程中就存在着当时的单一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国有企业是否应纳入到公司法调整范围的问题。既要维持公司的社团性质又要承担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而且，一人公司（个人投资）的历史中断，意识、机制尚不成熟。只好确认国家投资的独资公司而否认非国有的一人公司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国有独资公司引发的制度缺陷自然很明显。5尽管国有独资公司在《公司法》中有专章规范，但其基本游离于公司法治之外。给公司法理论上以巨大责难及造成实际操作上困难。其一，在《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情况下，并无任何针对滥用公司人格而侵害权人利益情况制度保障；按第66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的决策无法独立，不仅无股东会而且决策机构是被 “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部分股东会的职能，同时公司的重大事项亦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决定。由此可见，国有独资公司没有半点独立人格。其内部权利制衡机制趋于无。仅在《公司法》第67条规监事会由国务院或其授权的机构、部门委派人员参加，并有职工代表参加。从监事会组成来看实际上是外部监督，并且在实践中哪个职工代表敢监督董事会呢？因此，国有独资公司无法体现现代公司制度的优越性，只是形式上承担了“有限责任”、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其二，具体适用上问题多多：对一人公司的变更设立未明确置以可否，对全资子公司的规定未明确置以可否，按公司法的精神， 公司成立时两人以上设立，应不承认非国有一人公司，但是外商独资企业可以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设立，对外商独资公司设立矛盾。如此之模糊的立法如何操作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