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前文已谈到双轨立法多有重叠，除此之外，许多市场呼唤的企业形态却无法可依。虽然这不是“双轨制”的必然结果，就立法盲区而言，现有企业法体系难辞其咎。其一，一人公司问题。公司法立法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企业形态一元化，商事公司被挤出了我国经济生活，商事公司传统已无从谈起，对商事公司的本质 及其对内对外关系缺乏足够的了解，法人人格与股东人格难以真正分离。一人公司也就没有合法身份了。国内也有学者站在西方国家公司立法的发展趋势提出我国应设立相应规范。6其二，我国现实的经济生活呼唤有限合伙与两合公司。当初之所以未规定法人合伙人，主要是因为法人的有限还是无限责任问题7.实际上有限无限是相对的，法人与自然人一样均以自己的所有财产承担责任。从逻辑上讲应当允许法人在合伙中承担出资额内之责任，也即允许有限合伙与两合公司的存在。同时，像高科技创业投资这种高风险低流动的领域也应允许普通合伙人（创业投资家较少投资）与有限合伙人（主要投资者较多投资）共同投资。8其四，无论我国企业法还是公司法均以单一企业为调整对象，而并没有对关联企业全面调整的规定。我国涉及企业集团的单项立法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一些行政法规及其部委局制定的一些部门规章，且内容多涉及企业集团的组建与管理。这使得企业集团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强烈的行政管理法性质，是原有经济体制在立法上的反映。事实上，从单一到关联是企业（公司）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子公司，孙公司从属公司，控股与被控股公司等企业形式（尤其是国企转制后）大量存在，问题也很多。法律制度上理应作出相应应反映。

　　二、 两种“单轨”企业法分析。

　　（一）我国过去延续下来的按所有制性质分类的企业法和企业制度，适应传统集中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适应某种传统意识形态的要求，但却不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结论性的看法，在此仅作简要说明。

　　首先，国有企业相对于自然人股东其固有缺陷是明显的。既缺乏利益化人格化的所有权主体，又缺少较合理的监督。9国有企业的一切财产属于国家，企业所有权主体为国家，可现实中国家所有权的分级所有却导致了国有财产所有权行使的国家缺位政府越位，而理论上的所有权主体即全民从未行使过所有者权利，也无法行使。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转机条例》的规定，国有企业几乎拥有了所有者的一切权能。面对企业经营权的扩大，相应的监督机制并为出现，各类国有产权代表、代理所有者行使所有者职能时，既没有所有者用好其控制权的充分激励和责任，又不受所有者用好其控制权使用方式的有效监督和制约10.我国现行体制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对国企经营者进行监督，这样的外部监督由于没有投资等利益关系，必然其积极性公正性无法保障。

　　其次，集体企业法的规定也存在类似上述问题。我国的集体企业主要分为乡村和城镇集体企业，具体又有：农村供销社、信用社、合作社发展的所谓大企业、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办的集体企业、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主要为解决就业社会问题而出资开办的集体企业、个人投资合伙投资而办的挂靠式集体企业等。他们有着共同出资、共同劳动、共同管理的特征，同时也共同地产权不清，实践中企业所有者与企业共同地分离。我们知道，如今相当部分的集体企业是由最初的投资者设立，经过多年的共同劳动积累而成的。在经营过程中如企业的职工的离岗加入、企业的解散倒闭等一些问题，冲击了集体企业不可分割的公共积累的企业财产制度。我国宪法把集体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供销社和信用社曾一度被国有化，无异于是对入股者投资财产权的剥夺。不仅如此，在税收方面的优惠与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要求不符。

　　再次，“三资企业法”的缺陷也很多。其一，三资企业法赋予了外商投资的企业超国民待遇。《中外合资企业法》中的外资企业投资者既可以是外国的公司、企业也可以是个人或其他经济组织。而受《公司法》的限制却排除了除国家外的其它主体独资设立公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商可以合同先行抽回投资，可以设立契约式的企业，可以办成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办成合伙企业。我国国内连法人合伙都未得到法律确认，等等。其二，外国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十分模糊11.如在外经贸部1995年制定的《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第一条，在设立时中国个人不可设立，且不能认购外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但可以购买已发行的股票，不知原因何在。其三，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及财政优惠更是数不胜数，可见《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八条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