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法律人在考察制度变迁时，必须自觉地运用法社会学的工具和视角，关注社会现实。如对法治进程的研究，就必须关注我国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状况等；对一般的制度变迁的研究，必须关注社会资源状况，如数量、质量、结构等对制度的影响；对经济法制度变迁的研究，必须关注政府能力及公益性程度的状况等。这要求我们的法律教育应该在逻辑教育的基础上，注重经验教育，关注学生的社会知识含量。而作为法律人精英的法学研究者更应该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作为头等大事，因为只有基于社会现实和有效社会知识基础上的对制度变迁的推导和演绎，才可能是正确的。

　　参考文献：

　　[11] 参见应飞虎：《对经济法学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思考》，《法学杂志》2003年第5期，第46页。

　　[12] 法经济学对人行为的分析依据是人对利益的追求。应该说经济人理论是一种现实的假设，但也不能绝对化。人的行为也有人类已经认识到和尚未认识到的一些与利益无关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基础。如美国社会心理学界自上世纪60年代起曾对“旁观者效应”（即有人需要救助而众人围观的情形。）作过无数次的心理学实验和研究，结果表明，旁观者数量越多，旁观者效应越明显。48项研究表明，当一项紧急情形出现时，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场，则有约半数的人会伸手相救；如果知道有其他人在场，则只有22%的人会相助。参见墨顿·亨特：《心理学的故事》下卷，李斯译，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542-550页。

　　[13] [美]科斯：《经济学中的灯塔》，[美]史普博编，《经济学中的著名寓言：市场失灵的神话》，余晖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61页。

　　[14] [美]米尔顿·弗里曼、乔治·J·斯蒂格勒：《是屋顶还是天花板？-当前住房问题》，[美]詹姆斯。L.多蒂编《市场经济大师们的思考》，林季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218页。类似的现象和研究还可参见张五常：《室内还是露天：一项房租法令的预定目的和实际效果》，[美]李。J.阿尔斯通等编《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罗仲伟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291页。

　　[15] [美]巴里·E·齐格尔曼等：《微生物简史》，武庆洁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16] 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2期。

　　[17] 黄少安、李振宇：《悬赏广告的法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18] 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把该案件的二审判决编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自此之后，同类案件中，全国再无拾得人权利得不到支持的判决。这是我国非常少见的运用判例进行制度变迁的例子。这种制度变迁充分考虑了社会的情势及其变迁。至1999年，《合同法》确认了对悬赏广告承诺后的合同效力；目前的《物权法》（草案）则确认了拾得人获得报酬的权利。至此，该案例中的条文冲突有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