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律责任实现失当

　　（一）法律责任的非必然性

　　法律责任增加经济人的违法成本并促使其遵循法律的功能的实现还有赖于法律的有效实施，否则法律责任给予经济人的行为成本只会是一种或然成本，而或然成本就有相当的可能不进入经济人不遵循法律时的成本范围，从而可能使经济人作出不遵循法律的理性选择，并且违法成本的或然性越高，作出不遵循法律的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潜在的违法者在作出是否进行违法行为的决定时，会进行违法收入与违法成本之间的比较，其中的违法收入是违法者直接能感受到的，而违法成本除了进行违法行为的直接支出（如准备工具、收集信息等）外，主要还包括一种预期的成本，这种预期成本在量上是法定违法成本与违法行为被查处的概率之间的乘积，所以如果违法行为被查处的概率越低，则预期的违法成本就越低，违法总成本就越低，核算出的违法的净收益就越大，潜在的违法者就越有可能作出不遵循法律的选择。法律的有效实施是把或然成本转变成必然成本的途径，从而降低违法成本的或然性，提高违法行为被查处的概率，进而提高违法者的预期违法成本，最终使经济人不因不遵循法律而有利可图。但在实践中，由于执法上存在的问题，使法律责任的归属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违法成本的或然性相当高。如偷税行为的普遍化就与众多偷税行为得不到查处有关联，因为对纳税人来说，偷税的法律成本虽然很高，但或然性很大，因为相当多的偷税行为没有被查处。纳税人时时刻刻在进行成本测算，如果偷税被查处的概率很小，预期偷税成本就会很小，面对巨大的违法利益，偷税会成为其主要选择。一个吸烟者走进一个禁止吸烟的房间，发现里面有相当多的人在吸烟，他也会选择吸烟，因为很多人在一个禁止吸烟的房间内吸烟这一信息使他明白禁烟令根本没有得到良好执行，对违反禁烟令的人的处罚具有很高的或然性。

　　（二）法律责任的非及时性

　　法律责任的非及时性对法律不被遵循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法律责任的非及时实现会降低法定的违法成本，从而有可能使行为人因违法行为而有利可图。如同资金存在时间价值，一年后的100元的现值肯定要少于100元，法律责任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法律责任所增加经济人的违法成本是以现值计算的，如果实现的及时性不能够确保，则有可能使违法成本略大于违法收益的状况转变为违法成本小于违法收益，从而使经济人作出违法行为的选择。其二，法律责任的非及时实现会使违法者对违法行为被查处的概率产生错误信息，使其主观认定的概率低于实际被查处的概率，从而降低预期违法成本，因而可能使行为人作出错误的选择。

　　三、利益激励缺乏或失当

　　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禁恶。法律通过禁止人的损人利己行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从而形成秩序，提高效率。法律很少作出单纯让人利他的规定，激励人做出单纯的利他的行为主要是道德的功能。但这并非与法律完全无关。如见义勇为是道德所鼓励的，也是法律所提倡的，法律的提倡主要通过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来实现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见义勇为者自身可能会承受经济上的损失，从而使见义勇为只是一小部分道德相当高尚的人的行为，而不能扩大到全社会的主体。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正是为了使见义勇为扩展到全社会。这种利益激励是相当必要的。但法律通过利益激励来促进其自身被普遍遵循还应受到限制，因为这不是法律的主要性格。法律运用利益激励的方式来促进其自身被遵循主要限于当人遵循法律但却导致遵循者产生负收益之时，在此情形下，法律规则的后果模式作出对规范遵循者的利益补偿的规定，使规范遵循者不致于因遵循规范而受到损失，从而促进人作出遵循规范的选择，提高法律被遵循的可能性。对法律而言，利益激励虽然应该受到限制，但在现实中，对行为人的特别奖励是我国法律规定中所缺乏的，应该给予奖励而没有奖励或奖励不足，规范不被遵循就在所难免。在我国一些公民之所以不愿履行作证的义务，就是因为作证会给他们带来损失，如利益损失、安全威胁等，这就需要考虑对其进行适当的激励，如利益的补偿、安全的保障等。《会计法》第46条规定，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法律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受到打击的，应该恢复其名誉和原有职务、级别。这个规定对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激励是不足的，因为会计人员受打击报复的损失远不止名誉、职务和级别，从而会影响会计人员主动遵循该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