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参加了一次《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的读书讨论会，会上我有一个发言。以后又看到了《读书》今年第八期上刊登的蔡晓的文章《一曲自由主义的挽歌》，读后极有感慨，关于什么是自由主义，它对我们有什么价值，亟需澄清。于是成了这篇文字。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于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出版，距今已有七十个年头。在这七十年中地球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书，看看他在七十年以前所提出的主张和以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米瑟斯思想的重大意义。在这七十年中最主要的事件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平力量战胜了法西斯侵略力量，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起伏变化。这两件大事使人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从这两件重大事件中学到了什么？这些经验教训和米瑟斯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何关系？这是今天我们讨论这本《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所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是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争论的大题目。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计划经济的学说甚嚣尘上，以后演变成为全盘公有制的控制经济。世界上近二十亿人口成了这种信仰的牺牲品。几千万人饿死，十几亿人被剥夺了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当人们觉悟之后，幡然悔改，但在返回到米瑟斯指出的自由经济的道路上只有我国比较幸运，别的许多国家继续经受着经济上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煎熬。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然而可悲的是七十年以后的今天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认清了自由经济的优点和计划经济的缺点。我觉得人们普遍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管总比不管好。尤其是人们深信人类可以改造自然，当然更可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己。自由经济中发生了那么多的问题，盲目竞争，坑蒙拐骗，贫富差距，环境污染，难道不该去管吗？要求管好经济的呼声始终是非常强烈的。这种管经济的想法很自然地容易转化为计划经济的主张。所以我仍怀疑，计划经济对人类仍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我们随时随地都有拐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中去的可能。

　　税收、货币、环境、市场秩序等等无疑都是要有人去管的。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位聪明而正直的人，不但以上这些方面应该让他管，连物价、生产、分配也应该让他去管。有了这么一位万能公正的主管，人们再也用不着为经济生活的各种问题犯愁了。没有人能够否认，一个好的计划经济比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更好。可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怎么能保证我们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好的计划经济而不是一个糟糕的计划经济呢？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位万能公正的人呢？用什么方法可以鉴别某人是不是达到了那样的水平呢？更不必说如何保证这样的人能被置于领导国民经济的位置上，而不是情况不明决心大的人在那里瞎指挥呢？在现实生活中，两个方案孰优孰劣这种简单的问题都往往难于判别，何况复杂的经济问题呢？自由主义正是考虑到这一现实的困难，所以强调了保留人们选择自由这一极端重要的基本原则，在满足这一原则条件下，经济是应该有管理的。

　　米瑟斯的这本书充分阐述了自由主义的主张，和在财产、平等、政府、外交、移民、垄断、议会、政党等方面应该有的政策。它是一本完整的政策声明。但根据后来七十年的经验来看，人们普遍对自由主义有一种深刻的误解。米瑟斯在这本书中并未预见到这一点，因而未能一针见血地把人们的这种误解驳回去。在这本书中，米瑟斯甚至未曾清楚地说明他的这些主张和自由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联系。

　　按字面上的理解，自由就是不受拘束，因此自由主义就是人人都可以不受拘束地自由行动的一种主张。这正是一般人从字面上所认识的自由主义。于是自由主义就成了无纪律、无组织、自由散漫的代名词。这实在是对自由主义莫大的曲解。

　　诚然，自由主义是要保证每个人都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每个人的行动有所约束。决不是无约束的自由散漫就可以造就一个对每个人都能保证自由的环境的。所以自由主义不是不要管制，但管制是为了保证每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主义强调每个人都应尊重别人的自由，从而使每个人都能享有最充分的自由。和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一种信念是要使社会得到治理，每个人都要放弃个人自由。同样是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但约束的目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是为了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而管制主义者看来，经济本来就是要管，不管就要出乱子。在法律理论上与此可以相比拟的两种理论是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前者认为只要法律上没有禁止的，人们都有权去做，这对应于自由主义；后者认为只要法律上没有规定可做的事，做了统统都是违法，这对应于管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