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立法趋势的背后也难免喜中带忧，王艳林指出，法律政策化和适格化的趋势表明中国的治理方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呈现出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依法治国”理念的确立已不再仅仅是宣传口号，而是在悄无声息地转变为行动指南。但是，法律政策化也使得法的不确定性加大。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法律政策化的结果是使法律变得空洞，缺乏规范性特征，使法律的实施和效能的发挥更加依赖于政策的细化。另外，法律政策化还使得法律有丢失强制执行效力的可能。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就无“法律责任”的规定，而是将法律的实施寄希望于政府的理性与德性，这不能不引起法律人的忧虑。

　　漆多俊、陈云良认为，为了充分发挥经济法应有的作用，必须建立一个科学的经济法体系，有必要制定一部统领全局，起经济宪法作用，但并不局限于反垄断，重点是界定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经济基本法。王为农则认为，法律总是落后于社会关系的，因而经济法不能超前立法，同时也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修正。

　　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取向，徐士英认为，不应局限于“地盘之争”，而应符合科学和法律发展的实际。市场秩序是公共产品，要靠大家来创造。政府的力量只是一个方面，还要借助“行业自律”来维护市场秩序，同时社会监督也应发挥重要作用。程信和认为，我们必须从国家、市场与法的关系入手，来考察经济法现象，经济法的实质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反映国家（政府）因素对市场经济关系的影响。邵建东认为，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制度是共通的，中国在具体制度上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也应注重“一般条款”和“高院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周剑龙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法应以竞争法为中心，中国没有必要等到反垄断法出台之后才来明确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法的概念及其定位，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为我们提倡经济法是竞争维持法的观点打下了基础。王为农认为，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制定有关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的一般规则已经显得非常必要，应该把反垄断法作为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核心。

　　对于中国经济法的“特殊”使命，程信和认为，与时俱进，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漆多俊、陈云良认为，中国的经济法立法比日本的立法要多一层任务-规制政府权限，而不仅仅是赋予政府规制市场的权力，而且这还是当前中国经济法的首要任务。每部经济法法律、法规都赋予某一专门行政部门强有力的监督、检查权，但却很少对政府行使行政规制权所引起的损害责任作实质性的规定，政府的市场规制权是一种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免责权。国有企业改革史几乎就是一部反行政干预的历史。

　　对于经济法的产生、本质、性质、地位、体系等理论问题，王晓晔认为，（1）经济法是一种普遍的法律现象。只要国家存在，就存在着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控或者管理，而其法律制度是否被称为经济法则是人们主观的问题。把经济法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或者调控的法律，这只是说明了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内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法则是组织法或者授权法。经济法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初期的德国出现的，这只是经济法学的开始，而不是经济法规范的开始。（2）经济法的本质不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而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国家对经济调控的手段，是确认和规范国家调控经济的法律。（3）经济法不是公法更不是私法，从经济法产生的历史看，正因为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类于公法或私法，人们才将其称为经济法。把经济法归于社会法也是不对的，因为经济法的本质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体现了国家的经济政策，而社会法的本质是建立一种社会安全网或者减振器，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保障社会秩序，从而体现了国家的社会政策。（4）在中国，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它与其它法律部门也存在交叉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需要经济法、民商法和行政法共同进行调整，从而越来越多地会出现这些部门的法律规范在相互交叉和冲突中执行和划分自己职能的情况。（5）对于中国经济法是否包括企业法、涉外经济法和社会保障法，学界存在着争议。就企业法而言，任何国家的经济法都不可能没有企业法，特别是在金融、保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部门法中更是如此。涉外经济法体现了国家对外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政策，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所以应作为经济法的专门制度来研究。不将社会保障法纳入经济法，既有利于强调它的社会功能，也可以避免经济法的体系和范围过于庞大。就经济法的整个体系而言，在性质上被视为经济法的各种法律、法规由于其地位和作用不同，可以把它们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宪法中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可以称之为经济宪法；其次是一般经济法，又分为四个方面，即企业法、市场管理法、宏观调控法和涉外经济法；再次是特别经济法，即国家对某些特殊部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