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经历来是件大事，因为译家（或其委任者支助者）多抱有远大的理想：为传教，为拯救灵魂，为宗教改革（如马丁。路德），为结束教派冲突、赢得政治安定和国王陛下的荣誉（如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1611），等等。我的想法却是纯学术的和文学的，就是看到中文旧译舛误太多，无文学地位，希望改变这不理想的状况。

　　《圣经》来华，几经波折。通说可上溯至唐贞观九年（635），叙利亚基督教“异端”聂斯托利派教士阿罗本自波斯抵长安，宣道译经，建波斯寺（又名大秦寺），封镇国大法主。所传景教，一度号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781）。直至武宗灭佛遭到波及，才衰微了，没有留下经书。之后，元初、明末有方济各会和耶稣会会士先后来华，如蓄须留发的“西儒”利玛窦（1552-1610），但并未促成中文译经。十九世纪初新教东渐，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参照大英博物馆所藏天主教“巴设译稿”，译出《神天圣书》（1823），“新旧约全书”始传中国。

　　自马礼逊以降，《圣经》中译（全本与选译）将近四十种，但现在流行较广的仅有三种：和合本、思高本、现代本。和合本（1919）是清末民初新教诸派妥协合作的成果，几代英美传教士在华译经的最高成就，“天鹅之歌”，对二十世纪白话译经的影响极大。但由于传教士译者的西学与近东语文造诣不深，又疏于考证，尽管用钦定本的修订本（1885）即英译而非原文善本为底本，仍不免屡屡误读。尤其希伯来语《圣经》（基督教旧约）中近东名物风俗，频频误译；如海枣（椰枣）作棕榈，纸草作蒲草，金合欢木作皂荚木，（亚当夏娃的）腰布作裙子，（上帝造来安放日月星辰的）苍穹作空气，不胜枚举。中文表达更是通篇病语病句。例如《创世记》第二章，上帝下达戒谕，禁食善恶智慧之树的果子。和合本作：“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2： 17）。这些缺陷，特别是动词、动宾搭配和介词使用不当（一般学外语，动词介词最难掌握），往往为后来的译本所继承，包括思高本和现代本，给读者带来不少困惑。我在别处分析了（详见拙著《宽宽信箱/病语病句七例》，北京三联，待出），此处不赘。

　　天主教思高本（1968）对和合本有所订正；且因其注重原文字义与拉丁语通行本（罗马教会传统上的标准经文）的解释，基本直译，不修文采，较为可信。联合圣经公会的现代本（1979）译自英语今天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 1976）。但后者是专为母语非英语的人士准备的，文字浅显易读，不求精确，难处或简化或略去；现代本亦遵循这一传教方针，“以初中学生的中文程度为标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