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然而，现实的政治情势和意识形态的喧嚣对于纯粹思想和理论的发动又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思想的主题是由时代给予的，思想家的职责和使命则在于自觉地回应时代的主题，给予时代主题以理性的呈现，并探究问题解决的精神方向和实践方案。

　　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政治哲学谱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又的确与二十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与极权主义和计划经济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影响有关，哈耶克终其一生都在与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和计划经济作毫不妥协的斗争。尽管他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哲学观念带给二十世纪 “社会理论”的不良影响作了彻底的清算，甚至勘察出正是黑格尔、孔德等人的思想“导致了二十实际的极权主义”。但他本人思想的产生和演进逻辑却又没有能够超出黑格尔所阐明的“历史规律”。黑格尔说，“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 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精神需要的哲学尽管有其自身产生自身、规定自身的内在生命力和发展动力，但它仍需要有外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一个民族之精神发展到一定的自觉阶段，哲学才会出现。“当哲学自身产生出来时，是以自然的阶段作为它加以否定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快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而旧有的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与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精神逃避在思想的空旷领域里，它建立一个思想的王国以反抗现实的世界。” 具体而言，“现实世界的没落”意味着曾经是和谐而平稳的有序化世界的崩溃，人的生活因此而陷入一种不可预期的混乱状态，没有了最起码的生存安全感，无奈、忧虑、紧张和痛苦成为生命无法摆脱的梦魇。愤怒出诗人，忧患催生思想家。就黑格尔具体探究的人类哲学思想的开端而论，古希腊之雅典城邦既是诗人的摇篮，也是哲人的故乡，“在雅典，由于雅典民众生活的败坏，哲学兴盛的时期反而到来。” 而且，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其具体的表现形态与它置身其间的具体民族的生存形式密切相关：“它与这个民族的法制和政体、伦理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技术、风俗习惯和物质享受是同时并存的。” 邓先生在其《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一文中详尽地描述和阐释的支撑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跨度长达六十年的知识立场的转换，应该说同样印证了黑格尔的深刻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