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能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以南门立信木的幽默方式，确立了先秦法治的威严。这段历史故事，两千三百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妨认为正是“南门立信”一举，奠定了秦国变革自强和统合天下等辉煌伟业之根基。至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再次面临变革自强和统合天下的大转型，几经跌宕挫折后，这十年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渐次响彻云霄。但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也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反例――或是有法不依的失信，或是朝令夕改的轻信。

　　今年3月14日国务院举办大型记者招待会，温家宝总理面对涉及失地农民抗议活动的尖锐提问，特意强调了两点处理方针：第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依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第二，要教育和引导群众通过合法的形式来表达合理的诉求。并批评一些地方违反法律法规，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方面侵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然而六天之后，言犹在耳，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法院就开庭审理所谓“黄维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不仅没有追究地方有关部门滥用权力、侵害群众正当利益的责任，反倒要对按照法律程序维护权益的农民定罪量刑。据到看守所会见黄维忠的律师介绍，当事人从亲身经历得出感慨万千，归根结底却只冒出一句话：“被中国的法律欺骗了”。

　　黄维忠本来是原告，是名正言顺响当当的集团诉讼代表。他以676户失地农民的名义要求行政复议、提起诉讼、进行上访，都属于依法行使固有的请求权，是想通过正当程序在体制内合理解决征地补偿的争议。这样的行为不仅可以得到法律上的承认，而且还应该得到国家机关的支持和鼓励。因为从法治的观点来看，正如德国法学家鲁道夫·耶林所说的那样，“法即永无止境的行动，不仅是国家权力的行动，也是全体公民的行动”：“为权利而斗争正是权利者自己对自己的义务”。即使在求告无门之后，黄维忠们转而申请游行示威，同样是一种与程序可兼容的权利斗争，所作所为不仅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也有助于维护现行制度和秩序。对此决不应该以“不予受理”的方式拒之于大门外，更不可以对坚持办理申请手续的维权者妄加逮捕。

　　令人惊诧不已的是：依法诉求的原告最终却被推到审判的被告席，违法操作的被告反倒摇身一变、居然成了原告。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法治何以立信？！不得不指出，在这里，问题的严重性其实已经远远超出违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原则的弊端，比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禁制也显得荒唐无稽太过。如此处理，等于在公开宣告守法有罪，法将不法！按照程序规则维权尚且有罪，试问天下何人得以免罪？如果此案审判者真要作出这样的判决，别说什么立信、失信了，简直就是一整套法律制度的集体自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