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文革结束，重建法学，转眼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成就不可谓不大。不必一一列举，诸位今天坐在明理楼（清华法学院）这间教室里听课，学

　　杂费是四分之一世纪前我进大学时无法想象的“天价”，即是证明。但是，法律教育在高速增长、成功竞争资源（生源师源、优惠政策、国家与社会资金等等）之时，也产生不少问题。比如学术腐败，网上经常揭露，教授学生都有份，形象受了影响。从前我给中国学生写推荐信，说他的学习能力、性格特长之类就行了。现在首先强调一条，该生道德操守如何。为什么？因为美国大学的招生办都知道，中国学生寄来的材料，推荐信有时候是自撰的，成绩单和学位证书也有假的。他们怕了。所以推荐人必须声明自己与申请人的关系，了解的程度，最好还举出实例，说明德智体的“德”怎么样，让人家放心，然后才评价其他方面。教育是一门基于信誉的产业，信誉受损，成本就涨，而且摊在每个受教育者的头上。

　　病根在哪儿呢？当然不怪学生，也不全怪法学院；是大学本身出了乱子。

　　关于大学改革，这两年讨论很多也很热闹，各种各样的方案，还请了专家论证。但我看根子就一条：大学无自治。大学自治即教授自治，主理大学事务，不做主管部门的小媳妇，直接对纳税人及其民意代表负责（就公立大学而言）。改革开放迄今，大学是一只死角。缺乏自治，学术独立便难有制度上的保障，大学极易沦为主管部门、校内外权势和钻营者各种名目下的牺牲，例如滥发文凭、盲目合并、挂靠公司、招引洋野鸡大学合作办班之类。这局面一天不变，中国的大学就没有重上正轨的希望。但是现实地看，这一条一时还实现不了：牵扯的既得利益太大。所以一切改革（不算那些借改革之名牟利分赃的腐败），无非两条出路：一是从外围入手，从容易做能够做的地方做起，切实维护全体师生的利益，逐步推动自治；二是继续“世界一流大学”的黄梁梦，邯郸学步照搬一些洋指标，聘请几个洋“大师”，直至无钱可烧，闹剧结束。实际上，中国人办大学是很有经验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先贤们就已经办成功了一批名副其实的一流大学，老清华即其中之一；抗战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大，是另一例。两代人之隔，现在同那时相比，差距多大？恰逢跑博士点的季节，你们到附近的宾馆饭店去转转，数一数就知道了。有多少支外地院校专程来北京“跑点”的队伍？他们准备“搞惦”多少关系、洒多少钱？所以我说，百年大学百年学术，今日最愧对先贤。

　　以上是我们这一节课的背景。下面我讲三个问题：法学院的定位、法学本科要不要办、写论文如何提问。

　　一、法学院的定位

　　历史地看，法学院的功用大抵有三：首先是培育法律人才。现代（城市工业文明）社会是“法治化”管理的，政府机构、公司社团和私人业务，为日常运作或处理纠纷，需要聘用大量通晓法律的专业人士。这些人才的培育，在多数国家，便由法律系或法学院承担。其次，是供养/雇佣一批学者，让他们通过课堂教学和著书立说，阐明法律的原理。现代国家的立法多半是政治妥协的产物，要专家学者分析注释了，原本矛盾百出的法条语言才可以做成一个看似完整的规则体系，号称“法律科学”，争取为官方意识形态所认可。最后，这样一套掩盖现实矛盾、脱离生活经验而只能循环论证的“学理”和思维方式，被法律专业人士，即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家组成的行会或利益集团全盘采纳，宣传运用，法律就开始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与制度，跟政治、宗教、道德、习俗等分道扬镳了。所以，法学院不仅是法治意识形态的一个生产基地，也是法律的职业化或业务垄断的门槛，是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描述过的西方式法律的历史自主性的一项必要条件（《法律与革命》，页8）。

　　然而，这只是从法治操作者及其雇主（或总服务对象）的立场出发考察，并且假定，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事实并非如此。所以现代法学院作为大学的一部分，另有一个立场，即基于大学理想、淡化职业主义的立场。什么是大学的理想呢？大学的理想在教育自治、学术独立。倘若奉行这一理想，法律教育就不应附丽于法治的需求，囿于培训实用人才或“法律技工”，虽然这是雇主们的愿望和资本的利益所在。于是法学院设在大学，而非由例如律师协会来操办，便体现了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的选择：惟有将法律教育与法治的日常生产流程脱钩，法学才能够冲破法条“学理”和资本的语言的束缚，关心、探讨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和压迫反抗；法学家的解惑授业与传道，才可以超越法治意识形态而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莘莘学子才不至于少年老成，早早磨灭了理想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