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建构法治模式时，必须看到中国当代这个“共时态”结构中饮食有前现代（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种“历时态”法律文化的混合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在两个极端的语境（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巨大张大之间来进行现代的法治（或法制）建设。一方面，中国的法治化将继续承受改造和继承传统（前现代）法律文化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消解以“封建专制主义”为特征的变态人治统治所造成的负面成本。另一方面，它又必须面对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否定性”、“非中心化”、“反正统性”、“反权威”、“非连续性”、“不确定性”等反理性话语的冲击。中国的法治建构理论必须为以理性、科学为根基的法治“现代性”，提出足够合理的理论论证。

　　四

　　由此可见，中国的法治化充满着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问题，甚至具有某种令人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所以，我们在建构中国法治模式时，既要看到法治化是一种有目的、有价值理念导引的法律（制）发展过程，又要看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既然法治化是有价值导向、有目的的活动，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变迁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它与“法律变迁”这种社会法律制度的纯粹事实变化还不能够完全等同。也就是说，将中国法治化看作是一种自然演化的时间流程，不能说完全错误，但至少是消极悲观的。笔者认为，中国的法治化应当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以政府推进法制的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民间自然生成的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制度、规范和力量。离开前者，仅仅依靠社会生活中习惯、惯例和传统的磨合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来促进法治化，将会延宕这一过程的尽早实现，而且自然的磨合和积累可能会产生无目标、无序化或多向目标的冲突，将会使法治化过程无端浪费、消耗更多的资源和成本。离开后者，把法治的实现仅仅说成依靠政府的法制发展战略的框架设计，将会忽略亿万民众的法治化过程中的首创精神。这样的法治设计，无论怎样缜密周详，都将丧失其坚实的社会基础。而历史恰恰证明，任何缺乏民众支持的变法改革，是不会获得成功的。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强调，中国未来的法治建构，应当激活政府与社会两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很好地将两方面的经济、政治资源利用起来、统一起来。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法治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要求我们对法治的建构和设计采取较审慎的态度和步骤。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ton）关于政治发燕尾服的论点未必都是正确的，但至少有一点是值得我们的法学家们在讨论法治模式时必须注意的，那就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政治动乱的原因，不是由于它们贫穷落后，而是由于它们力图实现现代化。高度传统的社会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都是十分安定的，恰恰是那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社会最容易发生动乱。尽管这一说法有些言过其辞，但它提醒我们：法治化的任何步骤都不能脱离中国所特有的前现代（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重混合文化背景（语境）来进行，否则就会导致变法改革决策的失误，造成不应有的社会动荡和资源损失。

　　我们所期望的法治化是既保持社会政治安定、又有效利用各种经济、政治资源，避免损失和浪费的“一场静悄悄的法制革命（变革）”从整体上讲，这一进程，应当与经济的市场化、政治法制化、权力制约化、社会生活世俗化与“解神圣化”等相互关联、协调发展。其中有许多具体而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尚待清理和讨论，例如：“市场经济、政治安定与法制发展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发展的战略”，“法治理念的普遍性与多元化冲突的调适”，“由市场政治到法治政治（宪政）过渡的条件和程序”，“消除权力私有化和‘寻租’现象的方针与策略”，等等。笔者相信，上述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将深化和拓展我们关于中国法治建构的主题，会使这种建构不再停留于“要不要法治化”、“如何法治化”这样笼统的论题层面，而在操作层面设计出切实可行的中国未来法治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