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书奉悉。“学人信札”栏，编意甚美。的确，法学研究需接引新知， 融通人意与法意，俾秉具时时处处不忘关注人类生存境况的人文承诺。“吾侪所学关天意”，这是自勉，也是担当， 更是义务， 绝非甘阳辈所轻薄嘲弄的“遗老遗少的自恋”。[1]　否则， 便无真“理性”真“自觉”，真正只是什么什么的工具而已， 而所谓的“加强法制”云云， 便也就有可能是顶替“磨快刀枪”“加强专政”的另一说法。正好这一段因着写论文的缘故， 检看了一些有关中国法的“汉学著作”， 对“词”与“物”的关系乃是跨文化阐释时的大障碍， 有了实践上的体会作印证。通常说起的心因言锢， 而得意则或忘言， 固不是掉书袋故弄玄乎。真所谓一落言诠， 词是物非， 意思全变，意义尽失。无怪乎近世西方的学院派哲学， 特别是分析哲学传统， 总是揪住“语言”不放， 一如中国的古圣先贤看透了此类执着的劳而无功， 对意为言蔽，深怀怵惕， 索性直指本心，于坚持自家意会的工夫里以我心通达他心， 将今意会通古意， 而于造诣臻达时别辟空灵一境， 于不著一字中尽得风流。[2] 老庄一脉的弃圣绝智， 若在此境求解，或更贴近古人。话题收回来， 西人在“神”“俗”两界中来理解中国法的品格及其传统，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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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将东方社会纳入“世界”意象中一并探求的西方学人，不少是抱持“浪漫的知识追求”与为“帝国的海外事业”服务二重动机的，如B.德。萨赛（Baron Silvestre de Sacy），法兰西学院阿拉伯语和后来的波斯语的第一位教席，法国外交部的东方事务顾问，同时也是一八三零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尔时将该地割让法国的公告的译者；而所谓的东印度公司一八零三年设置的专门研究梵文的“海尔斯博理学院”（Hailsbury），乃一旨在使英人获得梵文知识， 俾殖民者曲解梵文古典， 从而从印度学者手中夺过主动权，得心应手地统治原住民的机构。其因由， 一如弗理德利科。施奈皋（Fridrick Schlegal）所直言不讳：对于英国来说， 印度不过是“英格兰的乳牛” ──二重动机简化为单一动机。[3]

　　撇开这些直接为殖民事业服务的纵横策论之士， 从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斯。韦伯到历史法学派的梅因，以及马克思及其“主义者”们， 基于他们所了解的本民族法律史发展脉络，认为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乃是与西方法律和西方社会绝然不同的另类。两家不同， 这话当然没说错， 但我们后人需明白并有义务讲清的是，其立意旨在证明他们自家法律在“进化”梯阶上的优越， 中国法不过是一个沉默的工具或证据，镶嵌在他们的推论体系中， 说明了他们认为系塑造并推动历史发展的某些过程的普适性。恰如整个东方社会在他们眼中都不过是一个非我的客体，一个沉默的“他者” （the other），而不是“世界历史”与“世界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不足以作为欧洲的平等对话者。东方这一非我的沉默客体只是在经由西方科学的知性梳理之后， 在欧洲所代表的最高世界精神将它发现、厘清并叙述出来之后， 始成为“人类的历史”。

　　然而，即便赋于东方以如此意义， 西方也同时指出自己方法上的优越性， 特别是自己在“文明进化”中特秉的卓越位置。[4]不恰当地说吧，好比一个研究“女性主义法学”的洋教授到中国找佐证其论点的中国样本， 中国的“女法学教师”接受访谈， 以为人家真的“切磋”来了， 便于一问一答中自剖心史与性史，“进行文化交流”，当了回“样本”而不自知， 而在人家的笔记本上， 她不过纯客体的“第X号”， 要等到这一样本被嵌入其“理论”， 她／它始获得“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