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看到，在目前的一套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制度监督是处在缺失状态之中的。权利要是没有责任的限制和约束，就可能产生滥用的危险。完善和健全监督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制度就相应地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但是，这种权利制衡机制不完善的制度，使权利在运行过程中，难免出现虚位监督、弱位监督、甚至监督缺失的问题，从而导致大量权利滥用现象的发生。同样的，当前提出的分层级授权、强化各层级相对独立性的国有资产监管模式方案，虽然将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监督权都确定下来，但始终无法避免因机械式的分权制衡机制所导致的形式主义或官僚主义以及那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制度歪曲、制度失效等现象的出现。⑤“观念上的混乱，是非标准的模糊，错误的价值取向，以及人们被扭曲的心态都有可能使得对权利的约束与监督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利用全方位的制度监督来弥补分权制衡原则的不足，实现国有资产管理的效率最大化。

    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构的法律经济学探析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环境的衍变，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虽然也颁布了不少，但明显体现出庞多而繁杂的特点，而且在调整实际的资产运行中还存在严重的法律失效问题。如何解决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严重失效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先从分析法律实效和法律社会成本投入之间的关系入手来探讨。

    法律实效是指人们实际上按法律规定的模式去行为，法律被人们实际遵守、执行或运用的程度。它是法律实施的直接社会效果，现实社会关系和法定模式越接近，法律实效越好，反之越差。⑥

    影响国有资产管理法律的实效的主要因素是国有资产的数量和有关法律社会成本的投入。一定数量的国有资产关系，要获得法律保障下的效率化运行，必须有对应的法律社会成本投入，否则必然发生法律失效；同时，过度投入法律成本，也是无效率的不经济行为。因此，要实现我国国有资产效率化运行，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应有的重要作用，在我国法律社会成本投入能力有限且法律社会成本的投入对法律实效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的基本前提下，必须要适当调整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才能找到国有资产法律失效的症结，最终获得良好的法律实效。当然，对于已经投入或者将要投入的相关法律社会成本，我们也应当追求其最大的有效化——帕累托最优（pareto efficiency），也就是说所投入的法律社会成本应当被最优化的运用在相关领域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实现“‘物’尽其用”。

    六、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构的功利主义法学分析

    《财经》杂志刊登过的经济学家许小年的文章曾经说道：在分析各种各样的国有资产管理方案时，应当考察市场经济中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原点，也就是应当把改革的深层次目的挖掘出来。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体制改革的目的对于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构的决定力。

    德国的功利主义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的法律哲学的核心概念就是目的。他把法律看作是实现功利目的的一种手段或工具（law as a means to an end），认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和法律控制的驱动力。如果说目的是法律的创造者的话，那么有目的地用制定法的形式制定规则就是产生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律体系的最佳方法。⑦

    改革现存缺陷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构新的资产管理体制，至少可以实现以下几项目标：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实现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国有企业作为推进工业化的工具；保证国家对战略部门的控制；经营国有企业以实现充分就业；保证国家税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克服自然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国家作为大股东强化公司治理机制；利润最大化或者资产的保值增值。⑧作为国家正式的制度安排，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涉及社会的各方面利益。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立法就应当服务于体制改革的目的，以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国家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和微观上各种利益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