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科发展基本成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侦查学界同仁在解放思想基本方针指导下，紧密联系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实际，孜孜不倦探索，在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等方面展开了深刻讨论，曾经创造了一个侦查理论研究的高峰期，伴随着大批侦查科研论著问世，为我国侦查科学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许多科学基本理论问题上已趋于一致。而且大量分支学科如侦查心理学、侦查思维学、现场勘查学、侦查语言学的初创和建立，又充实和促进了侦查学学科的成熟。按目前一种流行说法，侦查学已经成为一门蓬勃发展中的“发展中学科”。

　　（二）理论研究对立法和司法实践贡献匪浅

　　侦查学理论研究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和促进实践。如我国侦查学界关于侦查体制改革的研究，直接被立法所吸收，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有所体现，促进了我国侦查体制的良性调整，许多关于侦查措施、侦查方法的学术研究，更是大量地直接转化为侦查破案中的生产力，在减少或避免侦查失误上起了重要作用。

　　（三）培养了大量人才

　　我国经济建设需要大量专门人才，我国法制建设也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我国侦查学在培养侦查专业人才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侦查学教育涵盖政法院校、公安院校和检察院校，有中专、大专、本科、硕士等不同层次。这些侦查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相继走上检察系统、公安系统、国家安全系统、军队侦查保卫部门、企事业单位保卫部门及教育系统的不同工作岗位，而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不少人已担任学科骨干或各级领导职务。

　　毋庸讳言，侦查学理论研究也遇到了种种困难，曾几何时还步入过误区和沉寂。比如在侦查学理论研究中还缺乏必要的争鸣和相互认同。有的学者还有门户之见；有的学者还在“各自为战”。又如，侦查学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也比较严重。我国从事侦查学理论研究的，绝大部分是政法、公安、检察院校的教师，他们理论水平较高，但接触实践机会较少，较难直接把握侦查实践的动态，有时难免纸上谈兵。而实际工作部门的侦查人员和调研人员工作任务繁重，很难抽出时间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重视侦查学理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侦查学理论研究的进展。再者，我国还没有全国的侦查学学会，几个地区侦查学会也不能汇集各个系统的侦查研究人员，例如检察部门的侦查研究人员一般很少参加地方刑侦学会的活动。加上我国侦查学专业刊物不多，影响有限，使我国侦查学学术交流受到限制，许多学者还采用大大落后于信息时代的“小农经济”研究方式。

　　瑕不掩瑜，成绩是主要的，侦查学研究在二十一世纪必将有美好前景。

　　何家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