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作为辩护人前去看守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了解有关情况时，笔者接触过的所有人无不对闪的情况流露出同情和惋惜。甚至还有人说，在阜阳市的官场上，象闪步轩这样的好官已经不多了。阜阳市公安局的几位干警曾含着眼泪告诉笔者，我们都认为闪局长是个好领导，是我们全体干警学习的榜样，至今我们仍这样认为，有谁敢站出来说他比闪局长更清廉、更干净？

　　然而，闪步轩毕竟是犯罪了，尽管这个“罪”犯得令人同情，令人痛心！当然，在如何适用法律对闪进行量刑的问题上，确实有些情况让笔者觉得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是功与过能否相抵或作为减轻量刑的条件问题。我们知道，一个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那怕他罪恶累累，只要他一时良心发现，能有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线索等“立功”表现，便可依法得到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对于一个功臣来讲，那怕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人民辛辛苦苦地工作，而一旦犯罪了，他过去的功劳全部化为飞灰，变得毫无意义。在此，笔者想到了一个曾在中国廉政建设方面名声响亮的人物-李明珠。他在任河北省刑台地委书记期间，曾以过人的胆识掀起深得民心的廉政风暴-打击邪恶势力，惩治贪官污吏，开会或者接待上级来人时严格实行“四菜一汤”，收缴机关公车、清退干部违规住房。他创造的邢台经验曾在全国推广，他本人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新闻人物”。然而这个清廉的干部典型却因为儿子李中秋出车祸，家中无钱赔偿，瞒着父亲接受他人二万元资助，而被判刑二年。注1当然，在李明珠的案件里，当时的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因为李明珠与程维高不是一条道儿上的。而在闪步轩这个案件中，笔者没有发现太多的人为的因素，但却发现我们立法中的一个缺陷，那就是过去的功劳不能作为今天犯罪从轻处罚的条件，让社会无偿占有的英雄的功劳，社会只从英雄身上剜肉，却不能从法律和道义上给予英雄适当的保护，是很不尽情理的。

　　其次，退赃和不退赃在量刑上没有明显区别。比如两个犯罪嫌疑人都贪污10万元以上，一个犯罪嫌疑人全部退赃和一个犯罪嫌疑人部分退赃或拒不退赃在量刑上没有明显区别，还都要在十年以上量刑。这样不仅造成了大量国家财产流失，不利于打击此类职务犯罪，有人甚至宁可拿着赃款去行贿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以图减轻处罚，也不愿意退赃。而在本案中，闪步轩不仅退赃，还把自己的全部合法财产也交出来接受组织审查。对这个情况，如不能作为减轻处罚的情节，于情于理不容，然而却无法律依据。因而，笔者建议我们的立法机关把“退赃”作为法定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

　　第三，关于自首问题。在闪步轩被纪委双规后四个小时内就交待了纪委所未掌握的全部“罪行”（有些并非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闪的行为应认定为自首，然而仍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尚待“研究”。好在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已认可了闪步轩的自首，阜阳市纪委也出具了相应的证明，连公诉机关都认可的自首行为，依法人民法院是不宜再去否定的。

　　第四，闪步轩的犯罪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被一些人认为是无稽之谈，因为即使按照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闪步轩也已受贿十万元，这可是一个巨额数字。但我们衡量犯罪情节轻重不能仅看涉案的数字，还要看行为、情节、方式、手段、目的、对象、损害结果、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等等。从闪步轩受贿这十多万元的情节、手段、主观方面以及社会危害等方面，与广西地矿局原副局长劳平凡贪污350万元被判18年徒刑，与原广州市番禺区委书记梁柏楠受贿人民币139万元，港币21万元，美金2.88元被判处12年徒刑，与湖南衡阳市双峰县委书记朱应求受贿113.89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234万元，仅被处15年，与广西北流市市长李明受贿91万元，美金1.9万元，另有184.8万元人民币、9.2万港币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仅被判处10年相比，应该可以说是犯罪情节轻微了。而根据《刑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当然，这只是按照闪步轩的犯罪情节从横的方面去比较，从合情合理方面得出的结论，而在现实中要对闪步轩免于刑事处罚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刑法》有它的“硬指数”，而我们的法官又不善于创造判例。即使法官有意去创造判例，而法官甚至法院也未必能作得了主。这也是我国目前职务犯罪量刑中的一种怪现状，法院要看纪委的眼色，纪委、法院都要听当地党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