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这一时段内美国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或相对滞后，也是不能不被提及的。这种不健全和滞后，与该阶段经济与社会的迅猛变迁形成了鲜明对照。彼时的美国法律，针对腐败行为设置的相应惩罚措施过于宽松。这样，当贿赂数额巨大、被揭发的几率很小、惩罚措施又非常温和时，权钱交易式的腐败行为必将扩散蔓延。另外，当时的法律同样缺乏对公职人员某些腐败行为（如泄漏内部信息）的裁定标准，处理具体案例时对尺度的把握弹性又很大。结果，公职人员通过滥用自由裁量权从公共资源中、或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牟取私利的空间得以膨胀，其腐败行为亦逐渐变得肆无忌惮。

　　5.在马克·吐温记录的“镀金时代”，整个社会风气都被拜金主义所弥漫。“当时一般人的特点是不顾一切和腐败，而改革者的特点则是孤立。政客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视同男子汉气概，而把政治中的‘好’人视为纨绔子弟，反常的怪人”。强盗贵族穷奢极欲，争奇斗富，并成为社会效仿的榜样。而社会对穷人却没有任何同情。贫穷的生活就意味着一片漆。安全的惟一保障就是财富，穷人惟一的出路就是获取金钱。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至少为腐败的土壤提供了养料。

　　四、促使美国摆脱腐败困境的诸因素

　　通常意义上讲，提高腐败交易的成本、减少腐败行为的收益，将有效地抑制腐败。公职人员面对的腐败交易成本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法律的惩罚、公检法的查处、党派或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冲突、新闻媒体的披露、公共力量的监督。

　　健全法律和司法体系是防止腐败的重要制度保障。1883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Act）确立了一套以功绩制为核心的文官选拔和奖惩机制，打破了政治机器垄断职位任命权的局面，从而重挫了分赃交易者的嚣张气焰。此后，为保证政府廉洁、防止金钱对选举的渗透和腐蚀，国会相继通过了一系列与抑制腐败密切相关的法律，比如禁止公司向联邦公职候选人捐款的法律（1907 年）、竞选经费公开法（1910 年）、联邦反腐败行为法（1925 年）和禁止联邦文官参与政党活动的哈奇法（1939 年）等（刘绪贻、李世洞，2002）。

　　这些法律反映出廉洁而高效的政府应遵循的三个原则，即高度透明性、强烈的责任感、权力限制（limits） .随着美国对政府道德标准的不断修订，其所谓“现代公共道德管理体系”亦开始逐步走向成熟。

　　对腐败行为的制约有赖于法律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更离不开监督执行这些法律规章的独立机构。在美国，负责调查和起诉公共腐败行为的联邦刑事机构，有司法部公共廉洁处（the Public Integrity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联邦调查局和独立检察官；非刑事公共廉洁机构包括司法部律师办公室（the Office of Legal Council）、政府道德办公室（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监察长办公室（Inspector General Offices ）和白宫律师办公室（the Office of White House Counsel）等（周琪，2004）。20 世纪以来，近80% 的公共腐败案件是由联邦检察机构依据《腐败行为法》（National Corruption Practices Act ）提出诉讼的（Corporate Crime Reporter， 2004）。可见，联邦检察机构对各州和地方官员腐败行为的稽查和侦破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

　　势均力敌的党派之间出现利益冲突并形成的相互制衡与监督，客观上成为抑制腐败的有效途径之一。通常意义上讲，现行腐败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不会生发变革现状的需求或动机。真正意义上的挑战者来自那些不能从现行制度中受益、却试图以改革为旗号重新确立权力分配机制的利益集团。政治上的竞争以及支配政治竞争的强大利益集团，使他们均产生了以腐败罪名指控反对派或潜在挑战者的动机，从而在客观上提高了隐蔽性腐败行为被曝光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政治利益的冲突也会激励法官严厉处罚政治对手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举例来说，共和党政治机器任命的法官即使是腐败共谋者，仍可能给民主党腐败官员定罪。甚至在十分腐败的司法体系下，法官仍具有把异己政党的腐败官员绳之以法的主观意愿（Glaeser 和 Goldin，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