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科学研究为技术控制提供示范　现代科学也对自然和人进行时间与空间的分割与重组。科学的成功强化了这种分割与重组的合法性。

    科学首先要做的是对世界的空间分割。海德格尔发现，“任何一门科学作为研究都以对一种限定的对象区域的筹划为根据，因而必然是具体科学。但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必然在筹划的展开过程中，通过它们的方法而专门化为特定的探究领域”[8].对世界的空间分割就体现为科学的专业化：专业化的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研究各自关心的领域，而根本不考虑其他领域的内容。随着科学专业化的发展，世界也因而分离成不同的世界图像。其次，在专业学科中，对空间的分离在实验室的操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人们建立独立的实验场所，区别于其他空间，同时精心地从大量现象中分离出需要观察的对象，然后在极度简化的实验环境中，予以控制性的变量，试图观察有限变量条件下的实验对象状态的改变。因此，科学研究，首先是对自然和人的空间分离，然后是时间上的重组。例如对科学发现的可重复性要求表现了对自然时间的漠视。例如温室可以改变自然的时间节奏，再如原始大气模拟实验，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演地球大气数百万年的缓慢演化。同时，科学发现的可重复性要求（即按一定程序，严格地依据一定操作方式，得到绝对一致的结果）强化了对自然的控制。胡塞尔发现，我们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纯化了的自然，是脱离了生活世界的极其理想化的抽象，这导致了控制的有效性。

    事实上，科学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分割与重组，达到了其极其单一的目标：对规律的发现。我们把这看成是理性的胜利。殊不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自身。启蒙的胜利，实际上是启蒙的暴政。我们以理性的名义，去控制自然界，同时也控制了人自身。启蒙以来的理性，实际上导致了一种全面的控制，一种全面的统治。

    （3）科研成果加强了技术控制的力量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科学开始卷入到技术生产中，主动为提高技术系统的效率而提供知识上的支持。科学的这种功能为资本所熟知并得到资本的大力资助。资本家不仅求助于科学家帮助解决技术生产难题，而且还有意识地通过资助科学研究，期望获得的成果能有助于促进技术进步，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回报。这种科学—资本—技术的关联通过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得以强化。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它“试图在自然。的理性秩序中体察出作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规范，寻找一种美好生活的标准，以及人们不受惩罚地超越的界限”[9].这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追求。可是在现代性社会中，随着资本参与到技术的进程，科学也被纳入到技术系统之中。科学研究失去其内在价值，不再是“为知识而知识”，科学首先被假定有助于改进技术并因而最终改善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从而得到资本的资助。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选题很少不受到资助者意愿的限制，而科研成果的专利化策略，体现了资本对增殖的渴望。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强化了技术控制的能力。实际上，科学与技术在资本的支配下共同完成了对人类社会的控制。

    参考文献

    [1]　利奥塔。后现代知识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北京：三联书店，1997.96.

    [2]　海德格尔选集[C].上海：三联书店，1996.932.

    [3]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44.

    [4]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62. [5]　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1999.169-171.

    [6]　Simon Cooper.Technoclnlture and Critiacl Theory[M].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