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因素是历史本身。通过法律的逻辑推理与其本身的历史界限的正面遭遇的论述中，卡多佐向我们展示了法律的历史画卷。某些法律的概念之所以有它们现在的形式，这几乎完全归功于历史。某些问题上，“一页历史就抵得上一卷逻辑”[9].昔日与现代的历史联系避免了法律概念的形式与含义的无法理解，使司法逃避了逻辑推理的无限扩张和专断恣意。由此，历史的天然正当性启示了法官在历史的唯度中运作法律，法律的纯粹理性与历史理性的互动使法官避免了形而上的思辨的局限。卡多佐雄辩的论证使我们相信“历史在照亮昔日的同时也照亮了今天，而在照亮了今天之际又照亮了未来”。[10]一旦历史和哲学在确定一个原则的发展方向缺位时，卡多佐引出了第三个方法即习惯。在对习惯含义的解析中，习惯被认为是法律的渊源之一，尽管习惯的创造力已不如它在过去的年代了，但是卡多佐认识到还有无数案件，在那里处理问题所应当遵循的进程都由某个特殊贸易、市场或职业的习惯，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由常例来界定的。在其它法律领域审定事实者必须参考同仁在这些问题上的生活习惯以及日常的信仰和实践。因此，习惯塑造规则的力量不可忽视。卡多佐甚至认为始终贯穿了整个法律的一个恒定假设就是，习惯的自然且自发的演化确定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11]

　　不仅如此，卡多佐将习惯的内涵进行更深度地阐释，即从社会学的角度发掘了二者的联系，“它们都扎根在同一土地上，各自都维护着行为和秩序之间、生活与法律之间的互动。生活塑造了行为的模子，而后者在某一天又会变得如同法律那样固定起来。法律维护的就是这些从生活中获得其形式和形状的模子”。[12]他的深刻就在于他洞察到作为世俗社会规则之一的法律与习惯的融合，从而不经意间揭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律的精髓，这也将是全书论述的主旋律。至此，卡多佐为我们呈现了司法过程的大部分轮廓，他对于带领读者进一步向司法深处探究其问题的复杂性已信心十足了。他认为，在对先例探究的这一过程中，以上的方法似乎并不完备，不仅它们之间的冲突无法协调，而且它们也没有触及到法律的深层含义。由此，卡多佐为我们展示了更辽阔、深远的社会法学的图景。

　　“这样，我们就从历史、哲学和习惯走到了这样一种力量，它在我们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中正变成所有力量中最大的力量，即在社会学方法中得以排遣和表现的社会正义的力量。”[13]正义是法律的目的和最高目标，法律的目的决定法律生长的方向。对于这样一个带有道德、伦理色彩的概念不禁让人想到了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卡多佐也的确承认现代法哲学与自然法哲学的相接点就在于两者都寻求成为正义的科学，但是他又精辟地剖析了他们的差异，即自然法要在实在法之外寻求一种正义、自然的法律，相对于这样永恒存在的理想的法律，实在法只是处于第二等的重要性；而现代法哲学则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法律，并且在实在法中不断寻求能演绎出公正、理想的因素，即实在法的不朽理念。[14]如果说卡多佐内心中还承认法律应有其价值诉求（这一点都不为过），但是他已抛弃了虚幻和抽象，同时，他又不同于分析法学过分强调定义在语词上的精确性，他的法律价值观是建立在“目标和功能”的基础之上。法律与正义在更深刻也更精致的实体——目的——上的更深层面的和谐的强调才具有现实意义，有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由此，作为法律实践者的法官就有义务在他创新权的限度之内、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在法律的戒律与那些理性和良知的戒律之间保持平衡。在这里卡多佐不经意间似乎点出了“法律的理性、价值取向对于法律效力的重要性”这一更深刻的主题（这里不再详论）。

　　那么，正义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功能指标”到底是什么呢？是“社会福利”。卡多佐对此术语的解释是既指“公共政策、集体组织的善”也指“由于坚守正确行为的标准 ——这在社区风气中得以表现——而带来的社会收益。”[15] 这个社会价值的规则已经成为一个日益有力且重要的检验标准，法律的一切部门都已经为这种精神所涉及并得以升华。至此，卡多佐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找到了理解法律的工具，即主要问题并不是法律的起源，而是法律的目标。只有知道道路通向何方，我们才能智慧地选择路径。如同法学家庞德所言“在现代法律科学中，最重要的推进也许就是从分析性态度转向功能性态度对待法律。”“着重点已经从戒律的内容转向实践中戒律的效力，从救济是否存在转向为实现该戒律的设计目的而设立的救济能否获得以及是否有效。”[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