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宏观及微观评价

　　（一）、宏观层面

　　卡多佐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在农业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普通法显然不能满足变化的社会需要，法律需要变革。但是，严格遵守先例原则以及近代的政治理论又束缚了普通法管辖的领域的发展（在普通法系国家中，立法机关习惯不干预属于普通法管辖的领域，这些领域的发展主要通过法官“发现”法律来完成），[20] 因此，法官能否造法成为法律领域争论的核心问题。卡多佐这部著作以“司法过程的性质”这样的主题回应了当时的热点问题。书中他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即尽管承认法官受到限制，但法官创造规则是不容置疑的现实。为证明其观点，卡多佐对各种法理学派的理论学说展开评述和批判。其中霍姆斯、格雷、罗斯科·庞德三位法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对他有着根本方法论的影响。全书通篇洋溢着实用主义、功能论的色彩，法官必须像立法者一样从经验、研究和反思中获取他的知识；简言之，就是从“生活”本身获取。社会福利和需求成为根本的评价标准。毫无疑问，这种注重实用的法律思想使卡多佐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并被列为法律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当然卡多佐并未狭隘地只看到时代的先锋思想，他深厚的学术背景使其对其他学派如自然法学派、形式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极端的现实主义法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加以批判地继承而不偏颇。尤其是他还特别关注大陆法系法学发展，发掘其优点，并通过将两法系相比较，找到区别和联系，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除了诸多法官、法学家的经典论述，卡多佐身为资深的大法官，其司法实践是其思想的重要源泉。因此，大量由他或其他法官经手的已成为美国司法史上的经典案例穿插于全书的论证中。这些直接涉及重大社会问题的案例的引用和深入阐述使他的论证更加有力，更体现其思想的现实价值，使其著作避免了纯思辨的晦涩。因此，尽管卡多佐认为他对“司法职能的看法其实根本谈不上突破，甚至缺乏新意，这正是法院在几个世纪的普通法发展过程中做事的方式”[21] 但这不能阻碍这本著作成为法理学的经典之作。卡多佐是法律变革的推动者，但他又不是激进的，在强调法官造法时他也关注了司法的诸多限制：对立法者的尊重、对先例的遵循、避免主观臆断。他是进步的，也是温和的，也许这也是其实用主义观的鲜明特点吧。

　　（二）、微观层面

　　对一种思想、理论的评价如果是客观的、全面的就必然是辩证地批判。任何观点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卡多佐这本见微知著的讲演集同样面临着各种局限性带来的痼疾。

　　1、卡多佐深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利益法学、法社会学理论的接受和理解使他捍卫了法官造法论，这一观点后来成为正统的观点。通读全书可以看出其“造法观”的要害是“社会利益”（其他地方被称之为社会需要、社会正义）标准。尽管这个定义不甚明确，或许其本身就不具明确特质，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体会卡多佐倡导的社会价值观取向和社会总体利益的平衡。但是他忽略了一个相对应的概念，即在一味地强调社会利益的同时，个人利益、个人正义又置于何处。如果社会利益是指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表全体利益是不现实的），那么，这种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少数人的利益又如何平衡？其关系是什么？难道多数人的利益就是正义的真谛吗？就代表真理吗？尽管法官可以造法，但是不同于立法机关的抽象的整体的权衡，司法面对的是具体问题，是个案，关乎当事人的个体利益诉求，此时，司法机关又如何在案件对个人正义的维护和案件的社会效应的两难中选择？尽管我们认为大部分时候法官可以兼顾两者，但是当面临冲突时，如果法官放弃了个人正义，是否就放弃了司法本身的性质；若放弃了社会正义，那么判例法的发展又从何而来？立法和司法的理念和性质的不同似乎成为判例法系矛盾的、无法克服的难题，对于这些无法忽视的问题，卡多佐没有回答。谈到这里，不禁令人想到东西方制度进程的差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已从崇尚个人绝对自由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各种社会矛盾趋向激化，作为对其回应的更强调社会正义、个人自由限制的法社会学由此产生似乎顺理成章。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旧的利益结构急剧变动，新的利益结构正在形成，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但同时，我们的法律传统本身就缺少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因此对个人利益保护的呼声也是不绝于耳，中国的法官们在面对这两种利益的冲突时又该怎样把握和协调，这似乎不仅仅是司法制度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