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八十年前中国面临重大的社会转型，传统的文化认同体系出现解体，而新的文化认同体系又没有形成，当时中华民族在精神体系上要探索精神支柱，国学研究正是这样背景下兴起。秦汉是历史上发生重大社会转型的时期，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行政制度，直到汉代汉武帝即位，中华民族才开始逐渐形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体系。八十年前当国学大师们探讨国学的时候也是探讨自己精神体系。今天中国面临历史上意义十分重大的改革，我们在过去20多年里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过去100年创造的财富总和，但物质体系和精神体系不是完全吻合的。200多年前法国大思想家卢梭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探讨一个大问题，探讨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发展究竟是带来了民族精神的上升还是下降，道德水平的提升还是下降。卢梭在文章中论述在当时激烈大转型的法国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财富的进步，产业的演进带来了当时的道德滑坡，道德败坏，卢梭也因此成名。在中国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有很紧迫的任务即怎样来建设我们的民族精神支撑体系，我们要从民族的文化，民族的传统中发掘出民族精神支柱，这是我们纪念清华国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是中西文化碰撞之后我们始终面临的一个难题。一百多年前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没有真正解决中西文化的融合问题。清华国学树立了中西融合的典范，不仅仅是中国旧文化，而是中西文化合并的产物。当时清华的曹校长曾写文章说明为什么要创办国学院，他说清华要融汇东西，要先彻底了解中国固有文化，非设立高深研究机构不可。中国国学大师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了解功底深厚，同时又熟谙西方学术。王国维先生的考古材料地下发掘，古代文献互相验证二轴互证法，与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有相互融合的含义。梁启超先生讲历史研究法，并不是简单重复中国传统研究方法，而是吸收很多西方研究方法，赵元任先生对于中国语言文化的研究大量采用西方研究方法，陈寅恪先生更是学贯中西会外语20多种。我们今天探索民族精神是要借鉴西方为我所用。改革开放26年来，我们以开放的态度，在借鉴西方文化，建立本土文化方面取得了诸多的经验和成就，也创造了中西结合的多种模式。

　　一百年前，严复先生曾说，中国人守长，西方人守变。早年要想推动国家改革非常困难，但是今天的中国开放程度是其他民族难以相比的。我们既有照搬照抄的教训，也有盲目拒绝西方文化的教训，如何融会好中西文化的关系，始终是我们面临的难题，在这方面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们为我们竖立了榜样，我们后辈要不断学习他们。这是我们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重要意义。

　　关于执着的学术追求与非功利主义的态度。国学研究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使用价值，国学研究院的特点不设立学位，所以学生到这学习不是为追求学位，体现学者对于学术追求执着的精神，这一点体现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的关系，很多基础研究并不直接可以来用，但是作为学术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学甚至是民族精神的支柱，我们从四大导师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执着追求学术的精神。梁启超和曹校长的一段对话，体现出陈寅恪先生是非功利主义的。梁先生向曹校长推荐陈先生，曹校长问，陈先生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启超回答说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校长问有没有著作？梁先生回答也没有著作，曹校长说既不是博士又不是著作就难了，梁先生说我也没有博士学位，但是著作没有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陈先生不追求发表，由于不追求功利，所以有成果就是石破天惊的成果，这一点体现出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规律，不是急功近利发表一些东西体现它的价值。今天我们发表物确实不少，算起刊物来确实很多。但是究竟我们能留给后人的价值是什么，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文科相对来说建设厚积博发，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成名很晚，将近40岁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知道。后来才写了《狂人日记》后来说一发而不可收拾。所以可见文科建设还有自己的特色，不是简单地通过发表物，通过功利的追求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