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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瞬间到了5月5日，沈钧儒等来苏州已经六个月了，“七君子”事件仍然未能够解决。各种希望、各种努力都交织在一起，或有利或不利的各种因素依然在发生作用，事态的发展似乎在考验大家的忍耐力。

　　比如，这天沈钧儒的家信中，则希望沈谦“将上海最近交涉大概及我与各友质直坦白过去绝无背景；本案随起诉，尚有几种挽回办法，除悔过一点外，其余均可接受；若再进行审判，在政府方面亦有很大不利等情形，详细告之为要。”沈钧儒此时显然希望能够找到使“七君子”能够保持尊严，而又能够使政府体面地收场的方式。次日，沈钧儒给次子沈谅的信中也显示出这种骑墙态度，“日来一方面为法律准备，一面作政治接洽，烦而且忙。”

　　而张耀曾对此几乎看透了。在5月5日的日记中写到，“晚至浦东大楼聚餐。黄任之谓叶楚伧云，沈等七人仍需判罪后，送反省院保释云云。余谓判罪与否乃推事之权，今当局屡言判罪后如何，似判罪完全由当局决定者，亦可见中国司法之地位矣。”张耀曾的这些具有反讽意味的叹息，颇为显示出他本人的无奈，——判罪由当局决定，此乃中国大地上千古不易的真理，古今一也。

　　5月7日沈钧儒等“七君子”事件的确露出了一线曙光，在这天的家信中他告诉儿子，“云李协公得冯先生函云，我等在短期间内即可保释，特此相告。……张志让、李伯申、刘崧生诸先生处可以告以近情，辩诉书恳其从早商定也。”对于“短期内即可保释”的小道消息，沈钧儒先生既想相信，却有不敢相信，尤其是长期的律师生涯所造成的这种对法言法语的敏感，更让后人们觉得其时情势瞬息万变的惊心动魄，这一点在他在这句话后面特意括弧注明，“此字待考，不过交保出外而已，非释也”几个字中可以感受出来。

　　两天后，沈钧儒又获得了最新的消息，“此事尚未可乐观。昨南京李杰才来，知张岳军亦在上海，蒋又到，或容易解决，仍要看杜、钱诸公之着力与否也。”接着，沈钧儒又给儿子安排了从法里法外需要准备的情况：

　　“上各辩诉意见望即找三十份送张季龙先生处。上海廿位律师、苏州五位均需送供参考，至要至要。又苏州高院检察处翁赞年、刑事第一庭庭长方闻，又推事朱建勋，又高院院长朱，最好每人各寄一份，勿开封，用五分邮票函达，俾其一看，于本案颇有益处，望汝注意。”

　　沈钧儒在此试图形成对司法工作人员先入为主的影响，以便在双方实际的司法对弈中能够占据主动。

　　5月16日，沈钧儒的另一名辩护律师秦联奎，即秦待时来找张耀曾，谈了一下“向当道疏通情形”。张耀曾日记中记录了其梗概：“综其要：一、当道不肯撤回公诉，必须判罪后交送反省院保释；二、疏通之任须专归杜月笙一人，多方接洽为杜所不满；三、律师出庭辩护，殊难恰合分际等语。又谈江一平办案不正当各事实。”

　　5月17日张志让等探视了沈钧儒先生。沈钧儒本人当天关于此次会面的记录，只有如下的只言片语，“季龙、逢云、伯申诸兄已谈过，甚快。崧生先生嘱语非常之对，已传告大家极端注意。开庭想尚早……”我们实在无法了解沈钧儒和张志让等谈话的情形，刘律师嘱咐了什么更是不得而知。

　　好在第二天的家信中，沈钧儒补充了这次会谈的大致内容。透过沈钧儒在5月18日的家信中表示“谈极详尽”，可知昨天，也就是5月17日秦联奎、张志让等来谈论的重点乃是事情最后如何收场。沈钧儒在此信中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意见：

　　我对于出国一层，认为既非如此不可，即便决心遵从，且以能速首途为尤惬心愿。我个人对于司法制度有许多怀疑之处，从前曾托留学德、法各国朋友代为调查，他们搜来资料，终仍于自己所企求之点不能满足。倘能亲自去一行，就机会论，亦属求之不得的，还有何话可说耶。昨询各友，他们亦均有各人愿意研究之目的。据待时先生云，已由杜先生负责筹经费。我个人对于杜先生此次对于我们的热诚正谊，真是说不尽的感谢。惟此事如已认为一成不变，颇望从速进行。汝能晤采臣先生，望为切实言之。杜先生事忙，关于出国一切可否由采臣先生负其专责，如护照、船期等类，均先为设计起来，不胜祷渎之至。汝或专访采臣先生一商尤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