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一上午时间，张耀曾都在专心致志地阅看张志让撰写的沈钧儒案辩护辞，“费时甚久”。

　　黑白两道的努力都在马不停蹄地进行。沈钧儒5月25日的家信中，依然指出“南京友人来函提及此项消息，并有谓上海方面非经过此等手续亦不肯出面担保云云，显系造谣，我等当然不信。惟更不能不怀疑当局之缺少诚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尽管沈钧儒不信这些谣言，但是对于这些谣言可能起到的破坏性作用，沈钧儒依然忧心忡忡。

　　这中间，沈钧儒暂时和律师们失去了联系，在5月27日的家信中问沈谦，“张季龙律师最近通电话否，渠两三日内是否尚须来苏一行，黄任之先生大家均盼其再来一谈。”5月30日，沈钧儒又指示沈谦，“各律师处家属须分往接洽，问明十一日能否到苏出庭。镕西先生处汝须往问候，并代我致意为要。”此时，当局显然已经通知沈钧儒等6月11日开庭的消息了。

　　接到这封信后的6月2日，沈谦即前往张耀曾宅，邀请张耀曾为沈钧儒出庭辩护。是日，张耀曾日记中对此简单地提及，“下午沈谦来谈，仍请赴苏为衡山辩护。余以病体难支及当局已有成见，辩亦无益，请为转达。”对于民国政坛，包括当局操纵下的司法审判，摸爬滚打多年的张耀曾几乎不抱任何希望，拒绝了为张耀曾出庭辩护的请求。人病体难支？抑或政制病体难支？后来者识之。

　　这同一天，沈钧儒等在苏州监狱写信给杜月笙、钱新之二先生，“说明对于判罪送反省院之不愿及怀疑，请其另求适当办法。用意并不是专要推翻过去成议，惟深感前议之不利，思有更找妥善解决之道。”

　　6月5日，沈钧儒同时给张耀曾、沈谦写信。在家信中告诉沈谦，“镕西先生近来病体如何，深盼其能到庭。兹寄去一函，即望转致为要。”在这封家信中，沈钧儒还提到关于庭审的传言，“有一庭结束之说，”即6月11日开不完的话，次日接着开庭。

　　6月6日张耀曾接到了由张志让等拟订的沈钧儒案答辩状，这也是5月23日张耀曾阅读过那份答辩状修订后的定稿。张耀曾在日记中记到“上午，沈衡山案答辩状送来，稍阅，即予签字。”

　　沈钧儒发给张耀曾的信6月7日才被转到——

　　午后，接沈衡山来信，谓十一日开庭，请出席。但余病体如此，既不堪长时劳动，又于本案毫无准备，且本案如何办理，当局业已决定，法院仅为傀儡，无论辩论如何，均无影响。余又何必牺牲健康，作此无益之举？急作书寄衡山告以病情，请撤回委任，另委刘崧生或张季龙。“

　　张耀曾在看到这封信的同时，张志让等也来苏州探视了沈钧儒，“谈极畅”。由于没有张耀曾的消息，沈钧儒等消息也等得着急，就在张耀曾收到信的6月7日，沈钧儒在家信中又催促：

　　镕西先生日来体次如何？崧生、季龙互相推让，非常客气，我想还是请伯申先生先发言，伯申先生同是我信仰之朋友。镕西先生能扶病到苏一行，不须多发言，既是表示友谊与正义，即可增加我们律师方面的力量。望汝亲访张先生，为我代达此意，并与伯申先生接洽为要。“

　　尽管张耀曾此时已经因为病体等等原因，不愿意为沈钧儒案做无益之举，但仍然关切此案进展，到了6月8日， “下午电话与伯申，商沈案”。这天沈钧儒也收到了张耀曾的来信，他告诉沈谦，“镕西先生倾有函来，知日来体次不舒益甚，不愿再请其劳动，已函复遵办，并快函崧生先生，请其允为兼任辩护矣。”沈钧儒除了告诉沈谦此事外，还告诉家人此时的心迹：“判罪万不甘服，决计尽量拖延，不能任令一庭结束。”此时当局也已经通知沈钧儒等人，“旁听券每人止能得两张，”沈钧儒表示“无可如何。”

6

　　6月11日，“七君子”案如期在江苏省高院刑事庭开庭审讯。

　　开庭前，法院发出了120张旁听证，但这远远不够，是日上午一大早就有数百人士齐集高等法院门口，这当中有李根源、张菊生、沈卫、陶家瑶等名流。法院深恐局面失控，于开庭前贴出“不予公审，禁止旁听”的布告，所有已发旁听证全部失效。在沈钧儒等人以及围观人士的压力下，院长朱树生最后允许新闻记者和被告家属进入法庭旁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