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权利弱势处境的改善

　　1、公权法定。在法治化过程中，我们接受了法定主义的观念。在公权领域，应当确定公权法定原则。这一原则是指一切社会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根据明定的法律授权行使权力，没有明文规定的社会事务，不得行使管理权，否则构成非法。这里讲的权力行使者，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指凡使用社会公共经费，行使实际社会管理权力的组织或个人。应当指出的是，法律授权必须具体，不宜抽象、含混。因为从立法的经验看，笼统的授权，必然帮助权力扩张，即引起权力最大化扩张的问题。比如，抽象的“管理”、“领导”这样的各级立法普遍使用的术语，往往是公权膨胀的法律催化剂。因此，对不同层级的社会管理者定出规矩，特别是对直接进行社会事务管理的层级，将权力明细化，尤为必要。事实上，近年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也证实了公权法定的积极意义。如行政审批改革，将政府及各部门审批事项予以明细化，并规定未法定范围外的社会事务，不得行使管理权。这样的在法治化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举措，形式上是公权的自我褫夺，从法治角度看，它一定程度体现了公权法定的观念。当然，清理行政审批引发的公权法定尝试，尚处于“贤人政治”的范畴，但这样的具有法治意义的本土资源，需要关注。

　　笔者相信，加快公权法定进程，辅之以社会谈判机制的构建，将有助于权利弱势群体处境改善。

　　2、司法体系灵活化。公权法定的确立，在此基础上，需强化对司法体系的监督；同时，需根据社会需求，提升司法体系灵活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促使司法体系的运作便捷、高效。这样，方可为权利弱势群体的救济，及时、低成本进行的权利矫正创造必要的条件。计划经济条件下沿用而来的司法体制，需要不断根据市场化进程需要创新。比如法庭的种类、层级，数量，应当克服原有的僵化安排，作出适时性的调整。

　　3、发展教育事业，提升人民素质，使人民成为先进文化的载体。人民素质的提升，不仅有利于减少权利弱势化，有利于社会法治，同时可提升了人民的生产、创造力，有利经济。毕竟，人民是形成法治社会的力量之源，民权的保障也是法治社会的终极目标之一。

　　对权利弱势人群的关注，并积极采取措施矫正权利失衡，是通往社会正义、建立社会长久和谐的必经程序。应当说这也是国家走向法治，实现依法治国不可逾越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