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罗马法形成的过程中，法学家意见的作用可谓是举足轻重，罗马法所以在长期保持着新鲜的活力，并最终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法律体系，法学家的意见功不可没。只是在帝政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凋敝，法学逐渐沦为末技。已有的法学家的意见虽然仍为法官引为“定纷止争”的依据，但法学家对于罗马法的发展再不可能具有创新的意义。这无疑也是罗马法活力逐步减退、发展渐趋势微的一个显明标志。

    （三）、罗马法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的消失：罗马法封闭体系的形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罗马法形成的过程中，具有较为明显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帝政中后期的社会之中，对罗马法的变化进行考察时，我们将发现，罗马法的开放性和灵活性逐渐丧失：随着皇帝权力的日趋扩大，国家的立法越来越受到皇帝的制约，地区大会及元老院的立法权力先后被剥夺，最终演化为皇帝自己直接立法。在罗马法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裁判官法也随着哈德良皇帝时期谕令编纂工作的实施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帝政后期，随着经济的停滞和社会的衰落，在罗马法形成中一直是十分活跃因素的法学家意见也失去了创新的必要社会基础。法官办案，“只要机械地计算赞成某说的多少，而不必探究哪种意见对本案更为恰当。法学衰落，于斯为甚。”[xv]罗马法律制度迅速发展的生动景象已不复存在。整理夕日的辉煌开始成为人们乐之不疲的追求。法典的编纂成为社会的时尚。它一方面对于记录罗马法的精华、整理人类已有的伟大智慧起着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则更使罗马法成为封闭的法典。以《优士丁尼法典》为例，在优士丁尼编纂完前三部法典（即《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后，他下令废止所有未编纂的法规，并规定此后人们除了引用三部法典和新颁布的敕令外，不得再引用其他的学说或者条文。否则，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企图通过几部法典包容变化万千社会生活的作法很难对现实做出妥当的安排，必将导致法律制度的停滞不前，使法律的不断创新成为不可能。

    而罗马法复兴后，继受罗马法，以《民法大全》为蓝本的各个国家则无疑是在封闭法典的基础上创设自己国家的民法典的。传统大陆法系的很多立法者和法学家往往把罗马法的封闭性及其编纂结构当作罗马法的精髓，而对其在形成过程中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特性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即使他们在立法过程中对以高度体系化、确定化为特征之法典的不足已经开始有所觉察和反思，但也多是仅仅把目光集中在从法典的体系内寻求解决的方案和办法，期望通过立法的完善和改进来达到适应现实社会变化的目的，而没有看到作为现代大陆法系肇始的罗马法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本身就是具有较强开放性和灵活性的运行机制。

    三、罗马法形成中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对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启示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和不断发展，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民事立法的高峰。历史的脚步尚未跨过新世纪的门槛，我国立法机关即于1998年3月委托国内民法学者、专家，成立了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民法典编纂和草案的准备工作。由此拉开了新时期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序幕，也开启了中国学者尤其是民法学者讨论和研究民法典问题的高潮。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研究罗马法形成过程中的特性，正确认识罗马法所具有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的一面，对于我们看待法典的功能、设计法典的立法体例和结构、正确处理民法典与其他法律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首先，透过罗马法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罗马法的开放与灵活才使得其自身不断地得以生长，而不至于凋零或枯萎。法典化为罗马法律的逻辑化和体系化以及消除法律规范之间的混乱和抵牾提供了合理的方法，但是离开了罗马法自身开放、灵活的运行机制，罗马法典化的过程只能成为罗马法逐步失去创新能力、走向僵化的必然之途。罗马法由胜而衰的历史变迁即是这方面的有力例证。罗马法的法典化（系统化）本身并不是罗马法的真正魅力所在，我们只有透过历史看到其形成过程中的开放与灵活的特性才能深谙罗马法的真谛。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当看到建立具有高度逻辑性和抽象性的法典能够使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更加和谐和科学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确保我国民法在法典化的同时仍旧具有鲜活的创造力。唯有这样，才能在对此前已有制度进行有益整理的基础上，使我国的民法不断适应高歌猛进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