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财产和生命权仍然是现代国家宪法最重要的任务。自由意味着正当支配的自由，支配财产的自由理应是自由权的一部分。私人财产所有权是个人自治所必不可少的，它既为个人的自由提供了保护，又使个人获得了自治的能力。私人所有权的历史功绩和社会作用为西方思想家、政治家所深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宪法保障所有权的核心，一直就是“所有权的私有性”以及“处分权归所有人享有”的原则“①；在美国，保障私有财产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美国宪法的精髓。②无论私人所有权怎么社会化，只要没有法律明文限制，所有权的自由还是所有权的本质特征。③对私人所有权的保护仍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坚实的基石，其根本原因正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一项判决所言：”所有权是一种根本性的基本权，与个人自由的保障具有内在关联性。在基本权的整体结构中，所有权负有双重任务：确保权利人在财产法领域中的自由空间，并因此使其得自我负责地形成其生活。将所有权作为法之建制，有助于确保此项基本权。个人的基本权系以‘所有权’此一法律制度为前提。若立法者以名不符实的‘所有权’取代私有财产时，则个人基本权将无法获得有效的保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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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社会，“无财产，即无自由”成为千古不变的格言。⑤财产所有权之所以就是自由，是因为它给予个人行动的范围，并且使他进一步延伸和扩展他的人格成为可能。通过他们的财产，人类征服了自然，将他们自身从自然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并且创建了社会制度。承认私人所有权的绝对性和保护私人所有权自由，是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个人主义的私人所有权，是新生资产阶级在同封建王权进行不懈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它以天赋人权说为理论基础，论证了财产权是天赋的、自然的，是不可剥夺、不可让与的权利，并强调所有权不再具有政治的属性、身份制的区别，而是自然权利，因此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正如美国制度经学家康芒斯（Commons，JohnR.）所说：“直到1689年的革命把统权和财产权分开以后，这种权利才在英国生效。只要统治者对臣民的生命财产有任意处置的权力，就不可能存在什么不可侵犯的财产权。”⑥所有权摆脱政治权力和身份属性的羁绊，是人类社会文明史上的巨大进步，它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的行动范围及统治者的专横意志，它是抵制统治权力扩张的最牢固的屏障，是市民社会和民间政治力量赖以发育的温床。因此，它成为自由、个人自治赖以根植和获取养料的土壤，它对人类的一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⑦正因如此，法国经济学家布朗基才把所有权比喻为“推动人类智慧的最有力量的原动力”。⑧

　　中国虽然早在秦代就通过“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土地私人所有，但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里，政治权力一直就是私人土地所有权得丧变更的主导因素。土地所有权始终摆脱不了“国家主权”是最高所有权的阴影，任何看似私有的土地所有权都会受到国家的限制，历经挣扎，也仍然逃脱不了土地所有权不完全的困境。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缺乏健全发育和法制保障的社会环境，土地所有权的发展是不充分、不独立、不完全的。⑨中国固有法中始终未曾有过“所有权自由原则”，①中国历史亦缺少个主义的传统，加之“中国学术界对西方个人主义的历史作用认识不够，几乎完全忽视了西方民法社会化的个人主义基础”，②致使上个世纪民国初期的民事立法只能从形式上照搬西方所有权社会化的规定，虽然美其名曰“社会政策之立法”，但是在国家本位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它只能演变为个人主义价值因素被阉割掉的“社会化的所有权”，与西方国家的所有权社会化仅有形式上的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