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提高。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专家罗伯特。L.施潘根伯格认为，“没有至少为成本提供补偿，不存在来自法庭指定的没有数量限制的案件的压力的保证，私人职业律师中除了那些最没有经验的或最不合格的律师外，可能会一起放弃为贫困者提供辩护”[10].据统计，2005年全国12万名专兼职律师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08299件，人均不到1件，相当多的律师并未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对法律援助工作来讲是一种资源浪费。第四，律师办案补贴增长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全国尚有部分地区没有出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或者制定办案补贴标准，仍有相当多的地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律师办案费用补贴机制不一是重要原因。几乎所有地方的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均是按照每案一定数值发放补贴，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案件所发生的费用采取的是“实报实销”的办法，实际发生的费用可能要高于办案成本[11]，这样就造成了许多律师自己贴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局面，加之中西一些地方办案补贴更本无法到位，大大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最后，法律援助的社会捐助和行业奉献未能持续有效深入开展，法律援助资金过分单纯依赖于财政拨款。一些地方挤占、挪用、截留法律援助经费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有效开展[12].

　　（二）司法救助的现状

　　司法救助又称诉讼救助，罗马法中称之为“穷人规则”（pool person rules）13.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开始关注国际司法救助问题，1896年制定的《海牙民事诉讼程序公约》中就专门涉及到国际司法救助的问题，该公约历经修改，最终于1980年被《国际司法救助公约》所取代。

　　我国当前的司法救助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对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诉讼费用及诉讼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的当事人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应承担的费用的一项制度。司法救助作为一项司法阳光工程，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新中国最早的关于司法救助的法律文件始于 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正式提出了 “司法救助”的概念。我国诉讼法中有关诉讼费用“缓、减、免”方面的规定，也是司法救助的体现。近年来，伴随着“和谐司法”、“司法为民”等理念的提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纷纷开始探索如何通过司法救助为弱势群体服务，如何通过司法救助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这两个规定的颁布，对规范司法救助工作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8月14日公告施行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更是对司法救助进行了里程碑式的发展，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凭一张欠条就可以直接到法院打劳资纠纷官司，这在要求仲裁前置的时代是不敢想象的。2006年12 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草案）》，该办法将于2007年4月1日起施行。《办法》专章规定了司法救助的主体、条件等内容，其中对减免诉讼费用分别规定了具体的适用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