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事人双方来说，无论结果如何，这次诉讼过程都是一种生动的法律教育。他们都不得不重新理解自己的行为和言辞，理解这些言行在法律中可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先前，他们更多是在一种相对稳定的传统乡土生活的规范语境中理解自己和对方的言行，理解自己和对方的权利和义务。而现在或从今以后，他们就必须在这种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的语境中理解这一切了。他们不再能过多依赖乡民之间的相互谦让，不能在言行上过于率性或掉以轻心。不仅在耕牛问题上，而且在其他可能发生争议的问题上，他们都必须学会自我检查自己的言行，力求把握自己的未来，而不是为别人所把握。他们必须把自己熟悉的概念至少在某些方面通法律承认的概念勾连起来，用自己熟悉的概念去充实、补充法律的概念，甚至他们不得不摒弃一些法律不予承认的概念（比方搭伙）。这种概念世界的变化，并不仅仅是内在的，而是会带来一系列行为上的变化。比方说，他也许会拒绝“搭伙”这种做法，因为这种合作在法律上说不清道不明，有可能引出更多纠纷，更多扯皮。因此，只要财力足够，个人单独买牛，虽然成本提高了，但是会减少其他麻烦，并且自己的投入会更有保障。他会因此变得更强调自给自足，强调自己的责任，他会因此变得更为个人主义，更为理性，更为精明，更多算计，更多“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会变得更考虑未来，而不是考虑过去。这就是一种对人格的塑造。与此同时，他也是在并且不得不重新构建一个自我保护的体制，因为时代的流变已经使得传统社会中意义明确的言行如今都变得不那么明确了。他在同其他人交往中会更多强调某些法定的仪式（社会学意义上的），比方说，公证和登记。他必须做出某种动作，讲出某些他不很习惯的语言，完成这些在现代社会或法律认为具有本质意义和规定意义的活动，例如签字。他必须事先严格界定行动的意义和后果，而不是让行动或生活本身去表述自己。这些行动都将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他（它）们不能表现自己，而只能被表现，[33]只能被书写的文字或法定的仪式来表现。

　　乡民们也已经不能如同先前的农民那样，指望法官来替他/她们做主，司法现在要求他/她们自己先完成举证的义务，他/她必须同司法合作来完成司法的任务。他/她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她是否愿意并且有无能力同这个司法机制的合作。但是，他/她又不能仅仅用诚实或人品来合作。在传统的社会中，他/她在乡里的一贯表现出来的人格（无论好坏）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传统司法或纠纷解决机制承认的，是一种证据；而如今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了。人格不再是一种证据，他/她必须收集和保留现代司法可能处理和可以辨识的证据，没有这些证据的生活是危险的。

　　而且，现在的证据所要证明的也完全不是乡土社会中很重要的“人格”或“人品”，而是要证明自己当初言行的“意图”以及这些意图对于社会活动的意义以及对于法律的意义。请不要看轻这一点，这意味着对传统的社会控制系统和价值系统的法律废弃，而建立一个新的非道德化社会控制系统。在法律上，世界已不再是一个由生活本身的进程修改和丰富其意义的世界了，而只能是一个事先必须确定的（尽管可以通过其他法律承认的程序予以修改）的世界。因此，在这一世界中，人们的日常行动从前台撤退了，更多只是作为一种背景，注释着那些符合法律的概念和命题，注释着那些便于司法处理的关键词。这个世界将更像是一部戏剧，法律变成了剧本或剧本梗概，每个人都将且应当按照一定的角色演出。生活不再是戏剧所模仿的-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而是相反，生活将模仿戏剧。随着生活中的“自发性”“随意性”的减少，法律话语的不断繁殖和不断征服新的领地和肉身，这个世界将格式化或重新格式化了。这个世界将成为一个主要是由抽象的符号、概念或命题联接起来的网络，而不是像先前那样，是一个主要由行动联系起来的网络。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都会逐渐获得更大的法律的自由，他/她们可以更为熟练地运用这种话语和逻辑的力量来推进自己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他/她们也许会发现自己也正在日益失去自由，因为，他/她现在必须而且也只能这样行为，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或获得新的利益。甚至他/她们会发现自己已经不会以其他方式行为了，不会说其他的话语了，就像现在他/她们不大会注意自己言行之法律后果，不理解自己言行之法律意义一样。这一过程甚至会加速度增长，出现韦伯所说的那种不断理性化的过程。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将不断把那些还具有某种程度的自给自足经济的乡土社会纳入自己的逻辑，这种理性化、规范化的范围和速度都将扩大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