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宪政传统

　　如所周知，与英国截然相反，宪法的成文化成为美国宪政观念的特点之一。其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地位。当然，成文化决不是纯粹的形式。事实上，对于宪法的权威和有效性以及体现圣经中上帝旨意而言，成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格雷，1984）。成文宪法是公民之间相互的允诺和义务的庄严表达，通过这种特定的法案，公民之间结成政治共同体——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成文宪法是创立具有相互约束力的法律义务的平等社会契约的结果。成文的形式是对这些允诺的近乎神圣的确认。正如托马斯。潘恩（1979，p.209）对美利坚合众国形成之前各州所颁布的宪法的论述中所指出的，宪法在各州的作用“不仅是一种权威，而且是控制政府的法律。其为各州的政治圣经”。

　　显然，源自其法律约束力特征及其准圣经形式的权威，融合并支撑着美国宪法的其他特征，即其根本大法的特质。根本大法意味着政府的所有机构，包括立法机关本身都是宪法的产物。如托马斯。潘恩（1979，pp.210，213）所提到的，宪法是“先于政府的，其源于人们相互之间建立政府的契约”。较这种宪法对于政府的优越性更为显著的是其相对于人民自己意志的优越性——美国宪法显然应该抑制甚至阻挠多数人的意志。这也是宪政与民主一而再的被认为是对立的，宪政民主这个词被认为是近乎矛盾用法的原因之所在（见，霍姆斯，1988）。

　　笔者不想再继续这个问题，而是就与之稍有不同的问题，即宪法何以取得将其更高权威加于其创造者——人民之上的地位进行探讨。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自我约束理论，即所谓的尤利塞斯策略——人们保护自己免于自身潜在的短视、情欲、以及无知等等。这是一个实用的解释，但并没有说明宪法何以成为效力最高的法，并且其不仅能约束政府甚至能约束自己的创造者。

　　答案有点令人吃惊。当我们在为宪法的至高无上寻求辩护之时，我们倾向于在等级制度的框架内思考，例如凯尔森著名的法律秩序的层级理论。但是撇开“根本大法”这一的确暗示着等级秩序的巧妙用词不谈，宪法的至高无上既不是源于迄今我们已涉及到的那些来源，即不是源于声称优越于人民的权威——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非源于宪法“固有的目的论的性质”（韦伯，1978，p.867），也不是源于其单纯的渊源于古代的传统特征，这一特征将其对于所有其他法律的优越性传递给了宪法。与之相反，宪法的近乎神圣的特性源自其作为个人共同承诺的特征，这里的个体相互之间签订了一个将其转化为国家的契约，这意味着他们相互承诺共同生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并从此患难与共（墨菲，1993，p.9）。正是建立政治共同体的缔造行为的神圣性赋予了宪法以根本法的权威。宪法对其他所有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源自国家缔造行为的内在意义和唯一性。这里所产生的本质宪法问题是如何保存缔造行为的遗产，即如何使政治共同体保持生命力。是否坚持缔造者神圣的经典之作的文字（他们的意图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是更为合适的和更忠诚于他们的想法？抑或缔造行为的神圣性要求将缔造者的灵感与现时世界之境况进行些许调适？这里所争论的地方属于宪法解释的范畴。到底是缔造者意图书面体现的宪法文本这一最高权威还是现实的境况赋予了宪法文本特殊的依赖环境不断变化的意思，从而使得宪法成为一个关于其合理解释和实施的不断变化的斗争的对象？

　　无论正确答案为何，宪法的至高性在任何情况下都预先假定为高于政府的所有机构和人民本身。这是名副其实的美国宪政精神：制定宪法的行为同时也是缔造国家的行为，无论在美国风风雨雨的历史中发生过或者将来发生的国家的意图、愿望、希冀、恐惧、成就、失落、创伤和灾难为何，宪法都是人们试图获得他们问题正确答案的地方。这也是美国的学者、律师、政治家和社会大众的绝大多数对宪法解释问题有着近乎执著情感的原因之所在。顺便提及的是，另一个固有观念是关于权利的。查尔斯。泰勒（1992，p.429）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美国政治生活和其权利文化的略带扩张性的特征上，这一特征强调对权利进行富有活力的直接捍卫的价值（cf.莱希、哈坎希尔，1992）。在这一文化里，个人权利的主要保障是法庭这一事实也是无足称怪的。生活于这样一部宪法——其权利法案始于议会不得造法的禁止——之下的人民，如果认为立法机关是他们权利的捍卫者而非对他们产生危害的主要来源的话，就一定会觉得他们的宪法多么的不合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