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价值观认同的公认性、共似性的另一突出表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社会基于法西斯主义践踏人权的残暴行径，认识到人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内法的问题，它也是与和平紧密相关的一个重大国际问题。1945年6月26日由战胜国和中立国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联合国宪章》序言中首先申明：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联合国宪章》第1条开宗明义指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就是：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从此，以联合国为中心，有关国际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国际人权的公约，以《世纪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国际人权保护的条约体系。当今国际社会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普遍承认和尊重《联合国宪章》提出的保障“全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宗旨以及《世纪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所确认的一系列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原则，共同签署某些国际人权条约，共同谴责或制裁某些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说明，追求基本人权已成为全社会乃成为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共同理想。

　　第三，人权观的产生和传播，人权事业的发展在促进人类政治文明中的巨大历史功绩充分说明人权是政治文明发展完善的内在动力之一。人权价值的核心就是正义和公正，而追求和实现正义、公正恰恰构成各种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历史事实表明，实现和保障人权是社会正义（公正）和进步的动力之一。公正和正义是社会状况和行为符合人的本质和权利的要求。人权理念具有的应然性，恰恰源自人的本质的要求。侵犯人权，意味着扭曲人的本质，就是不公正。自古希腊民主思想形成及建立起若干实行奴隶主民主制度的城邦国家起，人权价值观在西方就开始问世了。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人权的理念无法畅行其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有其历史必然性，但这种社会不公正，因为它扭曲了人的本质。人类反对政治专制的斗争是从要求自由平等的权利开始的。这种要求诞生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先声的人文主义运动中。这场运动标志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次觉醒。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人权意识，人文主义者强调人的价值，肯定人的尊严，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宣扬人权不容蔑视。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空前发展，由于启蒙思想家们的卓越作用，人文主义的人权观发展为自然权利学说，人权被宣布为革命口号和政治纲领，成为打击敌人、团结人民的政治武器。卢梭大声疾呼，民主就是人民主权，是国民公意；斯宾诺莎热情赞颂，自由比任何事物更珍贵；潘恩尖锐指出，平等权利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康德刻意认为，善良意志就是公正；洛克庄严宣称，每个人都有能使用多少就拥有多少的权利；杰弗逊热情讴歌，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赋予人们的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启蒙思想家还运用人权理论提出了许多革命性的主张，如要求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政府严格实行法治，国家的法律不应当只是政府管理人民的工具，政府和官吏本身也受制于法律（治人者治于法），等等。这些理论主张，既富于哲理，又激情洋溢，极大地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敌人，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民主体制后，人权被披上宪法的外衣，转化为法定权利，成为资产阶级法治的重要指导原则，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溶为一体，发挥其政治效用。如果说资产阶级法制的胜利是人权理论的胜利，那么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确立则是以人权的制度化、法律化的确立为标志的。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是英国1215年制定的《自由大宪章》，之后相继制定的《权利请愿书》（1628年）、《人身保护法》（1676年）、《权利法案》（1689年）等关于普通人基本权利的立法构成了英国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美国的《独立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它熔铸了欧美思想家关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主权、革命权等人权学说的全部内容，成为美国独立后立宪的指导性文件。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以美国《独立宣言》为蓝本写成为，这个纲领性的历史文献不仅明确地提出了人权口号，而且对基本人权的规定比《独立宣言》更完备、更规范化，在共和国成立后，它被正式载入宪法。自1918年1月俄国通过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以公民基本权利入宪来表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今天之中国更是首次在宪法第四次修正中庄严地写上“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完善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