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孙文没有选择依法解决的途径，而是附和武装反抗的主张，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损失。

　　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两个重要的传统：一是君师合一，以圣贤经传为工具，箝制臣民思想。另一是利禄引诱与生死、荣辱威胁相结合，纵横捭阖；有人称之为“游民（流氓）政治”。两者交相为用，每当改朝换代或者大变动关头，后者更成为各项黑风恶雨的主要推动力量。民国招牌挂起来后，袁世凯全面继承了这两手。除了适应民主选举的新形势，出现了贿选、迫选这些威胁、利诱的新形式外，了无新意。暗杀宋教仁，不过是袁世凯直接雇用下层流氓所干的高层流氓政治。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早在宋案发生之前，一些有识之士已指出，唯一道路是用法治取代这些中国的传统政治。著名记者黄远庸就曾指出，袁世凯“所为， 实无以异于晚清末造”。“ 即其命令观之， 则纯然清时代之空文上谕， 道德与法律绝对不分 …… 至于假公器以牢笼私人 ，则官制官规，束之高阁；藉特权以行肆赦，则大典大法，置之土苴。”正确的对策是：“ 今无论排袁或袒袁者，记者皆认其能为国家发议论之人，亦但求公等勿高谈勿放论，亦但求公等国有一条之法，必责令袁总统守之，勿被买收，勿受运动，勿被其含混过去，此即所以爱国家者，亦即所以爱袁公也。”[32]宋案发生后，是不是应该依据新情况，放弃法治道路呢？看一看当时的实际情况，答案就一清二楚了。

　　宋案发生时，孙文正在日本，5日后才回到上海，当即与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人商量对策。

　　孙文提出的主张是起兵讨伐。他在1915年给黄兴的信中谈到：“犹忆钝初（宋教仁）死后之五日，英士、觉生等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剌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戴季陶）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33]随之而来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此举在军事上有没有胜利可能？孙文认为这不成问题，胜利在握。他在同黄兴辩论时写道：“若兄当日能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功，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34]而黄兴的答复则是：“即从用兵论，忆最初弟与先生曾分电湘、粤两都督，要求其同意，当得其复电，皆反复陈其不可。今当事者俱在，可复询及之也。”[35]

　　宋案发生距南京临时政府的结束，刚好一年，通过一年的整顿、裁撤，起义的民军大都已遣散，军事力量对比对国民党一方更加不利。即使孙文认为是忠于自己的都督或其他官员，也不敢轻易参加这样的军事冒险行动。完全支持孙文这一时期的决策的陈其美有一封信谈到其中大概：“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之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中山先生当时屡促南京独立，某等犹以下级军官未能一致诿。”[36]至于孙文提到的海军既不是作战的主要力量，也不太可靠（袁世凯出钱收买，他们便乖乖地归顺了）。武力反抗必然失败，这是势所必然，任何冷静观察当时形势的人对此都不会有所怀疑。

　　有的人认为，胜败特别是革命战争的胜败，不是军队数量对比决定的，武昌起义以弱胜强，一呼百应，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所以，宋案以后的武力反抗所以失败，确是没有听从孙文指挥的恶果。这个论断的前提是正确的，后面的推论就靠不住了。原因是尽管国民党人喜欢把这一次军事冒险称为“二次革命”，其实当时人心思定，并不存在爆发革命的客观形势。上海总商会的通电说得好：“前年武昌起义，海内响应，人民苦于专制，急求改革，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克成共和……而秩序渐安，人心渐定。当此春夏之交，正商业进行之际……讵意风波迭起，谣诼朋兴……各埠成交之货物，纷纷函电止退……或者谓法兰西过去时代，恐慌倍蓰于今日，商人所见者浅，未能远谋。然师人者当以覆辙为殷鉴，毋宁舍短而用长……窃谓宋案审判于法庭，借款、选举取决于议院，自有法律为范围，岂尚血气为胜负。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所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