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指出，孙文甚至把这种错误的政治文化用于对付自己的同志。参与当时决策讨论和襄助黄兴南京举兵反抗的章士钊写道：当时真正称得上“亲信部队”的只有南京第八师，“癸丑（1913）夏间之所剩者，该师人数不过三千。……夫革命功成，而革命队伍之零落涣散，至如此极，中山先生不得委为不知。”对这一硕果仅存的部队，孙文也使用了令人震惊的手段：派人“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而人，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这些师、旅长闻讯只好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被迫在条件不备的情况下，仓促起义。章氏感慨万千地说：孙氏“己身当时所定指挥方式，并不是令出惟行，而止于贿买杀人，自乱步武。倘孙先生之所谓指挥而如量施行也，则太平天国北王、东王自相残杀之往事，定然重演一遍。”[45]

　　袁世凯借机反而口口声声要维持法治、秩序和共和制度。北洋将领声称：“要知四万万同胞为求幸福而革命，非为拥戴一二伟人而革命。我军人为保卫四万万同胞而赞成共和，非为推戴一二伟人而赞成共和……乱天下者，与天下共击之。我辈军人向不入党，只知有国，不知有党……如有倾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我军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劳。”[46]他们似乎成了军队国家化、保卫共和制度的先锋！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失败了，在政治上也失败了。在袁世凯称帝时，梁启超、蔡锷成为反对这一倒行逆施的主帅，国民党领导的力量成为他们的附庸绝非偶然。

　　此外，笔者还要强调一下，江苏省辖下的小小的上海地方检察院，两次发出传票，要国务总理赵秉钧到院作供。这是20世纪中国绝无仅有的传讯在职总理的案例。这也很可能是整部中国文明史中，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一例。同时，赵秉钧虽然没有到上海接受传讯，也不能不作出正式答覆：“惟民国立国精神，首重司法独立，而尊重司法官意思，即为维持司法独立之道……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四月三十日，呈明大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用特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第三百零三条之规定，请在秉钧所在地询问。”[47]针对对他的指控，他也作了可以自圆其说的答复。更重要的是，从赵氏表明的态度看，不能说依靠法律解决的路已经走完。

　　结语

　　民主和法治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不守法的执政者。权力本来有自我扩张的冲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去束缚、监督和牵制，它会毫不犹豫地侵犯公民的权利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权力。

　　另一方面是不守法的反对派。任何号称民主的制度，没有反对派履行竞争、监督、牵制的职能，必然蜕化为专制统治。多元是民主、自由的内在要求，但反对派也必须依法运作，否则必然出现另一种专制-无法无天的“暴民专制”（“群众专政”）。民国初年的畸形儿要矫形，需要特别高明的医生-反对派。不幸，当时的反对派-国民党在孙文的带领下不是以民主、法治去矫治专制，却以暴易暴，在政治文化上与专制暴君同流合污，用包括暗杀在内的非法武装手段去对待非法乃至意见稍有不同的自己人。

　　从历史发展的全局看，宋案当然是袁世凯及其支持者犯下的罪行；但以此为由称兵进行“革命”，也是民国史的一个不明智和非常不幸的开端。此举给袁世凯提供了堵塞军队国家化、不准干预政治的道路的借口，从而错过了逐步改造当时的各种武装力量，使之向现代国家军队转化的机遇。民国时期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虽然可以从社会经济结构中找到其深层次的根源 ，但从政治文化层面看，却是“二次革命”为开端的。从此，有军便有权，公理 、正义、“革命”-成了掩盖纵横捭阖的各种肮脏交易的外衣，兵连祸接，社会动荡，国困民穷。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记者，曾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生态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48]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