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降，人们的参政需求主要是通过政党来实现。近代政党产生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组织人民参政，将社会上纷繁芜杂的个人和小团体的诉求整合为明确的政策性诉求，并加以实现。但发展到20世纪之后，一部分新崛起的政党，信奉暴力和专政的原则，以高度的组织化、纪律性为武器，以政变或武装斗争为手段夺取政权，并在掌控政权后把自身的官僚体制用来控制整个国家，因此可名为官僚型政党。

　　这种官僚型政党一度风行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它们不仅组织竞选、动员投票，还负责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规定道路、创设政府、制定法律、发起改革等工作，实际上起着国家长期领导集团的作用。因此，这些国家，政治关键是政党，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取决于政党的现代化。

　　“国父”的角色

　　发展中国家的官僚型政党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

　　首先表现为高度的组织化。官僚型政党不但控制着国家政权，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组织。一般说来，在殖民统治下自主地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独立后都有强大的官僚型政党出现，原因之一是他们在反抗殖民统治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地领导了群众斗争，国家独立后执掌政权乃是众望所归，而在斗争中所形成的半军事化的组织方式也自然而然流传了下来。

　　其次，政治资源高度集中，即国家政治资源集中于党，而党的政治资源集中于领导层、甚至党的领袖一人身上。萨达姆在执政后就是靠重用以自己的家乡人为基础的“提克里蒂权力集团”来巩固他的权力的。伊拉克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由来自其家乡的青年子弟组成。各部部长、行政高官多有萨达姆的亲属，复兴党内高官也多如此。而在印度国大党，尼赫鲁家族也是通过家族势力的渗透，长期将党的实际权力控制在手里。从尼赫鲁、英迪拉。甘地，到拉吉夫。甘地和索妮亚。甘地，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持久影响绝不仅仅是家族威望的简单延续，而更多的是权力体制上的连续性。

　　再次，官僚型政党具有长期执政的传统。2001年10月25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竞选提名中，在11个集选区中没有遇到对手，仅此就赢得所有84个议席中的55席，第10次蝉联执政。这是1991年以来，人民行动党第三次在反对党没有竞选半数以上议席的情况下，在提名日就赢得蝉联执政，也是自1959年新加坡独立以来，该党连续第32年执政。一党长期执政绝不是一个局部或偶然的现象。类似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专业集团政权、马来西亚的“巫统”、印度的国大党，都有数十年以上不间断的执政经历。

　　能够在执政地位上长期存在的官僚型政党，一般说来都对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发展立下过赫赫功勋。许多政党扮演的是“国父”的角色，是他们不断的宣传、鼓动和斗争促进了民族主义与国家意识的生长，使许多部族、土邦、部落联合起来，一跃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同时，作为落后国家中罕见的现代性政治资源，这些政党还起到了教育群众、改造社会，协调利益冲突，赋予现政权以某种合法性等重大作用，成为实现政治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困境与挑战

　　但是，官僚型政党毕竟是应时代的特殊要求而产生的，它并不能有效地执行政党最重要的功能-组织参政，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首先是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官僚型政党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积累了上百年的问题，要在短时间内全部解决绝无可能。但由于执政党大权独揽，农业歉收、商业萧条、交通不畅等原本应由社会自己解决的问题当然也就成了政府的事情，问题恶化就很容易失控。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在苏哈托和专业集团党的领导下保持了30多年的增长，而在经济形势逆转之后，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步向崩溃。

　　其次，因权力的集中所带来的腐败现象，破坏了这些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设在德国的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0年《腐败直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表明，印度尼西亚在该国际组织所调查的90个国家中位居第85（最腐败的尼日利亚位居第90位）。国际关系学者庞中英曾描述其在印度尼西亚的见闻，“腐败是触目惊心的，小到日常办事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握有大大小小权力的公职人员公开索要金钱，在经济活动中‘处处有贪污’，大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金钱政治’。谈到腐败与金钱政治，印度尼西亚人耳熟能详的词语是KKN（corruption，collusion and nepotism，印度尼西亚语缩写为KKN），意思是‘腐败、勾结与裙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