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经济发展、群众性民主意识的提高，以及阶级和阶层的分化使得官僚型政党的统治基础遭到削弱。贫穷、愚昧、一盘散沙似的社会，不具有足以从根本上挑战统治秩序的能力，政党对社会的控制也相对容易。但时代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切：经济发展虽然不能尽如人意，却足以造就出受教育程度更高、财富更多、民主意识更强的一代。个人力量的增长意味着执政者力量的相对下降。同时，原来第三世界执政党的统治基础也发生了直接变化：农民力量及其重要性降低，中产阶级地位上升。1960年代的巴西，中产阶级十分软弱，不得不经常对独裁势力妥协，甚至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帮凶。1970年代中期，同样的一批人，包括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力量却一致呼吁民主，并通过大力支持中间路线政党，发动了“军人还政于民”的运动，最终取得成功。

　　最后，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等问题给执政党带来了巨大的政绩压力，而由经济不景气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更是向执政党的现实挑战。苏哈托政权在政局变化过程中表现得如此脆弱，就和人们在经济上普遍的不满情绪有很大关系。

　　总体说来，这些在争取民族独立与同帝国主义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国家和民族的领导集团，必须进行自身现代化的转型，否则国家和政党本身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议会型政党的角色

　　当然，并非所有第三世界政党都是强有力的官僚型政党。类似泰国、阿根廷等国家，松散、软弱和渺小的政党比比皆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情况更糟，政党不能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对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更无法发挥像在西方国家那种成熟的政党体制里所发挥的作用。

　　在泰国，政党不过是几个宗派的松散结合体。政党凝聚力、忠诚性、纪律性普遍薄弱。由于泰国政党党派林立，选举结果往往是组成多党联合政府，没有一个政党能在众议院占据多数。1975年，泰国20个政党被选入众议院，但没有一个党派获得多数席位。多党联盟内部争吵不休，导致政局不稳。结果，内阁在1976年1月就被众议院解散。同年10月，军队发动了政变。

　　同时，政党政治的无效性也削弱了人们对民主政治的热情，使得社会进步更加遥遥无期。因为没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一切政治变革和社会演进都将失去动力。

　　据《新先驱报》报道说，“在去年10月14日进行的阿根廷议会选举中，一些人在投票时贴着喜剧人物、动物甚至本。拉丹的照片，这些‘野蛮选票’表明25%的阿根廷人不相信任何政治选择。他们对一切都已经厌倦。”

　　如果说在西式民主、多党制的旗号下掩盖的只不过是政治利益和职位的争夺和分赃，甚至只是领导人个人野心实现的话，那么这种民主甚至比不民主更糟，因为它不能提供基本的统治秩序、甚至是生活的希望。

　　但这一切与其说是由政党政治造成的，还不如说是由于政党政治的不完善、不成熟而导致的。议会型政党在政治生活中软弱无力的状态，是这些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稳定的关键性障碍。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说到底政党是为社会动员的目的而产生的，政党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实际上是社会的缺陷。因此对议会型政党的改造和对官僚型政党的改革一样，要从更广阔的范围着眼。

　　出路何在

　　2002年6月22日，是马来西亚“巫统”大会的最后一天。下午6时，巫统主席、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演讲台上突然宣布“我已决定辞去巫统主席和国阵主席职务……”此话一出，原本哽咽的他已热泪满襟。在场的人们震惊异常，一时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新闻记者连现场消息也发不出去，因为在场的2000余人都慌忙使用手机报告马哈蒂尔辞去党职的消息，以致手机线路拥挤再也打不通。

　　政治强人马哈蒂尔的辞职，体现出的是困扰马来西亚国家的深刻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