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院和检察院的规定有所不同。1954年《宪法》第80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84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1975年《宪法》第25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设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它对地方检察机关未作规定。1978年《宪法》第4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43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1982年《宪法》第128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第133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宪法这两条均无“报告工作”的规定。可见1982年的宪法规定明显不同于前几部宪法。宪法这两条均无“报告工作”的规定。宪法规定两院必须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是前几部宪法的共性，现行宪法不再规定要求两院报告工作而只规定“负责”。“负责”和“负责并报告工作”显然有差别。如同《宪法》第94条规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也没有规定报告工作。

　　现行《宪法》第128条、第133条没有规定两院“报告工作”是否为立法者的疏忽？不会。理由是：第一，前三部宪法均有有关规定，惟独1982年《宪法》无此规定，立宪者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第二，现行《宪法》第92条对国务院有报告工作的规定，对两院无此规定，表明立宪者已意识到司法工作与行政工作的性质不同，不宜作此规定。这条理由可以在《宪法》第94条得到证实：该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负责。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相同。这表明，立宪者心目中对“负责并报告工作”和“负责”是有明确区别的，没有“报告工作”的规定是明确对“报告工作”的排斥。这表明1982年《宪法》的制定者在对司法机关的认识上、在对司法独立性的看法上比前三部宪法的制定者有了进步，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运动和80年代初全国上下追求法制的结果。

　　在实践上，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未向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这表明：“负责并报告工作”和“负责”是有明确区别的；《宪法》第94条规定得到了落实，而《宪法》第128条和第133条规定则一再被违反。我们不能对《宪法》第128条、第133条的“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与《宪法》第94条的同样规定作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这是立宪技术的起码常识。因此，两院报告工作是于宪法无据的。

　　二、普通法是否可以修改宪法

　　既然现行宪法未规定两院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为什么在实践上却一再报告且未引起任何质疑？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在1982年《宪法》之前“报告工作”已成习惯。[5]在“人大权力不受限制”的传统思维中，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之二是，“报告工作”虽无宪法依据，但却有“法律依据”。现行《法院组织法》第1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现行《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与两院组织法相对应，现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30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事规则》第22条作了规定，以呼应两院组织法。如何看待上述法律有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的规定？如果我们上述对《宪法》第128条、第133条的理解是准确的，那么问题就是：普通法律是否可以“修改”或“补充”宪法规定？我们认为以普通法律修改或补充宪法关于两院报告的规定是不妥的。其理由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