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否决政府工作报告的处理方法。虽然至今尚未出现一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会议否决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情况，但是立法应当预见到这种可能。显然，人大不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的后果要比常委会不通过工作报告严重得多。采取的对策措施也应当有所区别。我们认为，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的事务较多，代表们可能受到的影响因素也难以估计。即使大多数人作出的决定也可能是不理智甚至是不妥当的。为了防止否决工作报告权力运行的无序性和可能导致的滥用自由裁量权，今后立法时应当明确规定哪些情况下可以否决工作报告。否决工作报告后，如何处理未被通过的工作报告？能否如同事例三、四中由人大或者人大主席团作出决定，继续向常委会报告，由常委会审议，向下一届人大会议报告？我们认为这样做不妥当，一般来说没有必要。因为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过去一年工作的总结，对于这部分内容，继续报告不再具有实质性意义。除非是工作作得确实不错，仅仅因为写报告的水平和质量问题有可能和有必要改写报告的（当然这并不表明书面资料的工作报告由于写作水平低下不需要承担责任），才有可能和有必要作出继续审议的处理措施。一年一度的工作报告中另一部分内容是下一年度甚至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的工作安排和设想。我们认为如果仅仅是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设想和未来工作打算等内容不满意，一般不会也没有必要作出否决工作报告的决定，因为政府不可能对于未来的一切工作安排得周到完美，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靠代表们共同出主意想办法安排未来的工作。可见对于报告不满意主要是对过去工作情况的不满意。代议民主制决定了即使议会的判断是失误的甚至是不理智的，责任者也应当承担责任。这是政治责任的特点。正如我国台湾学者萨孟武指出的，就政治上的责任而言，行政是否合理法律上没有任何标准，在民主制度下以公意为衡量标准，公意认为是就是，公意认为非就非，而表示公意的，直接为人民，间接为议会，所以政府对人民或议会负政治责任。[6]当然这也过于强调政治责任的随意性。我们认为，考虑到代议制下民主的间接性特征，应当立法对政治责任作出相应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将来立法可以设置两条责任途径：一是人大在作出否决工作报告时，同时对政府首长提出罢免的议案，交人民代表大会表决。根据表决结果再作出其他相应的决定。二是规定政府首长应当提出辞职，人大进行表决。当然，严重失职者还应当设置弹劾制。

　　2.关于检察机关报告工作的制度

　　由于检察机关的工作是“行动‘多于’裁判”的，检察机关的积极作为权力足以对社会构成可能的危害，检察机关的消极不作为又可能造成法制的空转乃至崩溃。因此，人大应当加强对检察院的监控，检察院向人大报告工作的制度构想具有合理性。但是我国目前检察院的横向领导体制却无法实行真正的检察长负责制度；[7]要对下级检察院缺乏实际控制权力的检察长承担全局性的工作责任是不合理的，也无法达到制度设计者的目的。因此，笔者建议首先改革检察院领导体制，将现行横向领导体制改为纵向领导体制，将检察院统一由最高检察院领导，实行“准军事”制度。在这方面，前苏联以及我国古代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可继承。在实行检察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向人大报告工作的制度。

　　3.法院报告工作的做法应当坚决停止

　　法院报告工作的做法之所以必须停止，除了上述宪法上的理由外，在法理上尚有如下理由。

　　第一，责任形式与法院内部结构的矛盾

　　行政机关是高度集权的，舍此不能完成行政职能，法院则不然。法院的结构必须适应高度分散的依法裁判的法官的工作需要，集权构成是对司法公正的最大威胁。因此，法院内部体系实行独立工作与独立责任的原则，这是世界各国的通例。院长作为行政首脑，只应对法院的行政事务负责，他不应也无法对具体审判工作负责。因为既然具体案件的审判权由主审法官行使，责任也理应由他自己承担。[8]人民代表大会不通过法院工作报告，表明代表机关对法院整体工作不满意，这种评价的对象是每个法官工作的整体印象。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元的，绝大多数原因并非法院院长所能左右得了的。据此，要院长负责不但是不公正的，而且也无法达到设立报告制度的目的。有人可能会说，不通过报告表明院长领导不力，这或许有些道理。但是不要忘了，院长权力有限。如果院长作为法官裁判不公，或作为院长领导不力，可对他提出罢免案甚至弹劾案，[9]这才有效且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