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山东代表姜健一人提交了58件议案和建议，等她在大会工作人员处全部登记完毕，她才长舒了一口气说：‘这几天，光征集代表签名就有600多人次，快累坏了。’‘为了这600多个签名，这些日子，我这张嘴就没停过。’”摘自《浩大的“签名”工程》，《中国人大》2002年第5、6期，第47页。

　　30、详见许崇德：《修改宪法十议》，《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3期。

　　31、详见潘念之：《有关修改宪法的几点意见》，《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4期。

　　32、详见曹思源：《关于修改宪法的十点建议》，《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2期。

　　33、详见董成美：《试论现行宪法如何修改的几个问题》，《民主与法制》1982年第3期。

　　34、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事实上，这种困境在我国公司制度中也存在，作为公司人格基础的股东大会无法有效行使权利，只能依靠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日常运作，而这无法避免董事会和经理层的行为超越股东大会监督的情况，最终导致“母子倒错”的权力行使结构，即母体被子体控制和指挥。

　　35、事实上，全国人大代表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认同感一直很强，通过比较近几年常委会工作报告与“两高”工作报告的通过率就可以一目了然。

　　36、这一点从现行宪法规定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的职能也能得到验证。

　　37、“假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委员长会议能有效运作，那么，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一年一次也就够了。开会太多，实在劳民伤财。”（郑宇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加强》，载翁松燃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论文集》，中文大学（香港）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164页。）但实际上，这样运作的直接结果，是代表的独立性被削弱，代表最终成为被组织者、被领导者，进一步“母子倒错”。“为广泛听取人民群众对有关议案的意见，扩大了全国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的范围，……对代表视察办法也做了改进，本次大会前，安排在京全国人大代表回原选举单位参加视察。为了更好地发挥香港、澳门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常委会组织港澳代表分别到贵州、甘肃、湖北、安徽进行视察，……对（代表提出的，作者注）议案中提出的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建议有不少已被常委会采纳。”“常委会将和地方人大一起，进一步探索、总结新形势下做好代表工作的办法和措施，使这项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摘自200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在“母子倒错”的结构下，要想发挥代表大会对常委会的监督作用几乎很难。

　　38、徐向华、林彦：《我国<立法法>的成功和不足》，《法学》2000年第6期。此外，该法第七十九条也没有将“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效力予以区分，而将二者笼统地称为“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