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863页。

　　[16]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41页。

　　[17]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18] 在近代以来，被实在法许可的个人对暴力的动用仅仅是正当防卫、自力救助以及为管教未成年人而适度地使用暴力；在古代中国，法律虽有出于儒家伦理而允许私人复仇的一面，也有出于维护国家司法权而禁绝私人复仇的一面。

　　[19] 在这些权利中，可争议的是罢工。一些国家的实在法并不将罢工确认为一项权利，而另一些国家的实在法则承认罢工为一项权利，例如“根据《欧洲社会宪章》规定，欧洲议会的成员国家承认工人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包括罢工权，这似乎把罢工从一种自由提高到基本人权的高度”。[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75页。当然，罢工即使为法律所许可，也只限于经济目的。出于政治目的的罢工和出于精神目的的罢工（如同情性罢工）通常是被认为非法的。《西班牙宪法》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20] 在哈耶克看来，“自愿性社团不仅对于实现那些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人的特定目的来说是重要的，甚至对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目的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三卷，第256页。本文的论题决定了不涉及联合行动与公共目的的关系。

　　[21] [德]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4页。

　　[22] [德]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187页。

　　[23] [德]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在这方面可资参考的是泰勒在讨论“现代性之隐忧”时所认为的“对同一性和认同的不可避免的现代迷恋”。他强调了“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讨论‘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同一性，也不是由于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它们根本不成问题”。[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80页。

　　[24]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6-637页。

　　[25]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对劳工通过结社而实现其相应的经济的、精神的利益的详细论述，可见[意]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黄华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169页。

　　[26] [美]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7页。

　　[27] 北岳：《法律权利的定义》，《法学研究》1995年第三期。

　　[28] 张恒山：《义务先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29] [意]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黄华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三版，第123-133页。

　　[30] [意]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黄华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三版，第140页。

　　[31]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但是，雅各宾主义、反多元主义和民粹主义却认为非营利组织与民主之间是负相关的。对此可参见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