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被告主张生命始于受孕，胎儿生命权受宪法第14修正案保护的观点。Blackmun指出，生命始于何时，不是一个法院可以回答的问题。哲学、医学和神学从没有就此形成一致意见。古希腊的Stoics学派、犹太教和多数清教徒认为，生命始于出生；普通法认为，生命始于胎动；科学家有受精说、出生说或体外存活说等不同看法；天主教则认为，生命始于受孕。如今，人类知识远远没有达到揭示生命全部奥秘的程度，因此，法院冒昧回答这一问题，将是不合适的。德州法律根据一种生命理论而禁止堕胎是不恰当的。尽管联邦宪法没有关于“人（person）”的解释性定义，但是，每一条款的前后文都清楚显示：“人”一词仅仅指已出生的人（it has application only postnatally），而不包括胎儿。普通法也只是在侵权和继承的狭窄范围内，例外地将胎儿视为“人”。

　　在Blackmun看来，禁止堕胎与西方法律传统是难以兼容的。他说，西方法律传统对堕胎一直采取宽容态度。法律演进的历史表明，在19世纪中期之前，法律并没有将堕胎一律作为刑事犯罪。按照古希腊和罗马的法律，在胎儿具有母体外存活性（viability）之前进行堕胎是合法的。按照普通法，在胎动之前堕胎不属于可起诉的罪错（indictable offense）。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制定合众国宪法的时代，妇女都拥有比现代社会更多的堕胎自由。在19世纪中期之后，各州纷纷制定法律，将堕胎刑事化，其立法目的有三：一是遏制放纵的性行为，但是，德州刑法并不包含这一目的；二是确保孕妇的医疗安全，防止堕胎而导致致命危险，如今，随着医学进步，妊娠早期堕胎的危险性已经小正常分娩，确保孕妇安全不必在整个妊娠期间禁止堕胎；三是保护未出生的生命，但是，只有当胎儿具有母体外的存活性之后，保护未出生生命才能成为限制堕胎的正当理由。

　　在承认妇女堕胎权为宪法保护的个人隐私的同时，Blackmun指出：决定堕胎与否的个人隐私并不是绝对自由。在妊娠期间，存在两种“重要和正当”的国家利益，一是保护孕妇健康，二是保护潜在生命，政府得为实现这两种利益而制定限制堕胎的法律。但是，这两种利益在妊娠期间分别存在，各自在某一时间点成为不可抗拒的国家利益（compelling state interests）。德州法律对堕胎进行了过分宽泛的限制：没有区分妊娠早期和晚期的堕胎；将“抢救母亲生命”作为允许堕胎的唯一理由，而排除堕胎涉及的其他利益。因此，德州法律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存活性是划分保护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和妇女选择权的一条基本界限，所谓存活性，就是胎儿能够脱离母体、借助人工辅助而成为生命。

　　为了在妇女隐私权和两种不可抗拒的国家利益之间划分界限，Blackmun将妊娠期分为三个阶段（three trimesters）：（1）在妊娠头三个月（第1到第12周），堕胎危险性小于正常分娩，政府没有必要为了保护孕妇健康而限制堕胎，医生与孕妇磋商之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堕胎，不受法令限制；（2）在妊娠头三个月之后、胎儿具有母体外存活性之前，堕胎危险性增加，政府得以保护孕妇健康为目的而限制堕胎，但是，限制手段只能以保护孕妇健康为必要；（3）在胎儿具有母体外存活性（第24到28周）之后，政府可以为了保护潜在生命或者孕妇健康而采取包括禁止堕胎在内的措施，除非堕胎是为了挽救孕妇生命。

　　2.韦伯斯特诉生育健康服务中心（1989）〔8〕

　　原告是密苏里州的医疗机构，被告是密苏里州政府。原告主张：密苏里州限制堕胎的1596号法令违反联邦宪法。第8巡回区上诉法院认定，密苏里州限制堕胎的法令有若干条款与罗伊判决相抵触，从而违反宪法。密苏里州政府上诉到最高法院，后者推翻了第8巡回区上诉法院的判决，认定密苏里州限制堕胎的法令合宪。

　　在该案，州政府首席律师W.Webster代表密苏里州，布什政府是密苏里州的“法庭之友”。联邦政府司法部首席律师、哈佛法学院教授C.Fried代表布什政府提出了推翻罗伊判例的法律意见：“罗伊判例是一个错误，罗伊判例确定的胎儿存活性的时间点是专断的，三阶段划分不是以宪法、而是以医学为依据，随着医学发展，这种划分将更加专断。此外，罗伊判例错误地将堕胎作为一种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这既不能从宪法文本，也不能从历史找到依据。”〔9〕在法庭辩论中， C.Fried陈述了代表密苏里州和布什行政当局的意见：不能从第14修正案引申出一个抽象的“隐私权”，而将堕胎和婚姻、抚养、子女教育等纯粹涉及个人选择的问题混为一谈；一方面，妇女固然有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另一方面，堕胎涉及真正的、而不是潜在的生命，在全部妊娠期，妇女的选择权和保护生命的国家利益交织在一起，因此，国家应当根据多数意见，而不是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去制定规制堕胎的法令，为此，必须全面推翻罗伊案确立的规则。〔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