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我们的季涛博士，也是我的同事，他今天是我所知道的口才发挥最好的一次。平常我看到他比较腼腆，当然腼腆也是他的魅力之所在。我们知道，罗尔斯就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甚至还有些口吃。我也同意，季涛老师说我雄辩、沉默，其中隐含着一些内容。其实他不用沉默，说出来就更好了，因为我们都很轻松，我也乐于接受大家的批评。

　　他讲到几个要点，我想稍微回应一下。

　　关于程序问题，用商谈理论来解决是个非常好的想法，我完全同意接受。但商谈理论在根基上也蕴涵着互惠正义的精神。另外，他提出公权力和个人之间不可能产生互惠，因为公权力是完全服务于个人的，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弗里德曼曾经说过，法治会产生对政府和个人互惠的结果。当然他说的更多是一种政治学、社会学上的结果，而不是规范意义上的。但是，说国家没有独立的利益，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也没有单独的利益，它的利益都是为人民的，这则是一个理念层面上所假定的定论。实际上，公权力还是有他自己独特的立场，独立的利益，特别在法学上，我们把它设定为有独立立场的主体，所以在法学领域尤其是公法学领域里，公权力与个人其实就形成一种互相针对的立场，用法学的概念说出来，这种概念就是“对抗性”的，个人对抗国家，当然这个“对抗”不是我们政治学里所说的对抗，而是法学意义上的对抗，指利益的不同，利益的取向不同。我觉得公权力和个人之间都有各自的利益，都有利益立场，因此它们之间可以贯穿一种互惠正义精神。

　　至于穷人不能成为富人的可能性，或者可能性很小，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实然意义上的问题。我承认，财产权的保障，当下是肯定有利于已经成为“新富阶层”的那些人的利益，但是法学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最主要是看它的应然性层面，就是说它到底规范意义上是如何的。第13条也好，第14条也好，权利的保护都是在平等意义上的保护，平等保护某个权利之后，就会产生平等保护的某种规则，这个规则我把它追溯到一个道理，叫它为“立场的可互换性”。比如说，任何公民都拥有财产权，这在效果上，可能对富人比较有利些，但是富人在法律上也可能成为穷人，穷人也可能成为富人，他们的立场是可互换的，这个规则本身在规范意义上对穷人也好、富人也好，是一样对待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隐含着互惠的精神。

　　季涛老师他说到那么沉默，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精彩，我决定不再沉默！我觉得这次宪法修正还是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我们期待中国会进步更快，这种期待也许超出了现实的要求，现实不可能这样。我认为这次最大的进步就是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互惠正义的精神，我觉得这个非常可喜。这个微妙确实难以言说，便是季涛博士所诟病的“沉默”。

　　参考文献：

　　[1] [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

　　[2] 关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可详见其《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公平的正义》（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等。

　　[3] 罗尔斯，前引书《作为公平的正义》，第190页。

　　[4] 同上。

　　[5] 参见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

　　[6] 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写在第13条，社会保障制度写在第14条第4款。

　　[7]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27页。

　　[8] 参见「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11页。

　　[9] 罗尔斯，前引书《作为公平的正义》，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