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时期的人本主义注重个人的绝对权利和自由，主张对国家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制，信守“守夜的政府”的理念。因此，近代的宪法体现为两大特点：其一，对人权的公开宣布和确认。资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建立国家政权以后，都把人权提到自己纲领性文件和根本法的地位加以确认。法国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指出：“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这一人权宣言被直接作为1791年法国第一部宪法的序言而成为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也宣布：“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享有上帝赋予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国会1791年增补的十项权利法案是美国人民对自身权利的宪法确认的奋斗结果。其二，是建立起限权的政府。由于对于国王的绝对权力带来的专横和暴政的痛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无一例外地建立了限权的政府，以美国为典型的民主共和制国家在宪法体系内建立了三权分立制衡、司法独立和联邦制度，来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分强大。而以英国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则是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宪法原则，国王的权力受到来自议会的制约，呈虚位化。

　　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由于科学和技术的统治造成了人的异化，淹没了人的意义和价值，使人情关系淡漠，并且使人受到操纵和控制，失去了个性和自由。正如马克思引用李嘉图的名言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竞争创造了一切，创造了财富，创造了工人，但却使人显得微不足道。”和宗教拜物教一样（人把一切都给了上帝，上帝变得全知、全能、全善，而人自己变得微不足道），金钱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人创造了金钱和商品，人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予了金钱和商品，而使自己变得贫乏）产生了。[28]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早期的绝对的个人自由以及市场经济下人的“物化”进行深刻反思，提出了对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和绝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社会公共福利受到重视和倡导。这一人本主义思想的变化形成了现代宪法的三大特点：其一，宪法开始对绝对的私有财产权进行限制，关注社会人的生存与发展，提倡社会公共福利。1919年德国的《魏玛宪法》最先将社会公共福利引入了宪法，关注在市场经济下社会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避免人的“物化”。其二，经济危机下人的脆弱性，推动宪法赋予了国家广泛干预社会经济文化的权力。以美国为例，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的宪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统的行政权得到扩大，政府开始广泛干预社会经济事务。罗斯福新政使美国宪法完成了向现代宪法转型的进程，被学者称为是一次“宪法革命”。[29]其三，对“人”的内涵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使得人本主义思想家们意识到了妇女与男人、有色人种和其他人种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因此，这一时期各国纷纷对原有宪法进行修改赋予妇女与男子、有色人种和其他人种同等的政治权利。如美国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了有关妇女和黑人奴隶选举权的修正案，赋予了妇女和黑人奴隶与其他人享有同等的选举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本主义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人本主义者认为人不仅是指个人、群体，它也代表着各个不同的种族和民族。民族生存发展权和民族的自决权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战后，原有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民族生存权和自决权的两大旗帜的冲击下崩溃瓦解。一系列民族国家纷纷得到独立，这些民族国家的成立后纷纷制定了符合本民族特性和本国实情的宪法，这些民族主义的宪法以其民族主义特色成为了宪法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既回应了近代的“民族的宪法”，有丰富和发展了民族主义宪法的内涵。[30]此外，战争带来的严重糟蹋人权的现象，也促使了人们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化发展。战后以联合国为首的众多国际组织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保护人权的公约，如《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公约》、《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这些人权公约大多得到了各国宪法的直接承认和接受，并赋予了高于本国宪法的地位，推动了宪法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再者，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环境污染的加剧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的巨大威胁，人本主义者对人本主义进行了又一次修正，他们将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从原有的当代人眼前利益扩展到人类这一物种种群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上来，他们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以及当代与后代人的代际公平等问题。这一人本主义的新发展推动了当代宪法的生态化。总而言之，伴随人本主义思想的不断丰富发展，当代宪法呈现出了“民族化、国际化、生态化”三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