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国家的不自由有两个组成部分

　　国家的不自由源于人的自由，与人的自由有两个组成部分相对应，国家的不自由同样也有两个组成部分：“无”和“有”。

　　对于第一个部分“无”，前人已经说得很清楚：“法治，对国家来说，就是法无规定皆禁止；对个人来说，就是法无规定皆自由”。并由此奠定了几条基本法律原则，这就是：法律不溯及既往，国会不得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法律必须明确，有可操作性；对不明确的法律的扩张解释不得侵害原本由人保留的自由。但是，这些原则的理由在哪里，今天再次明确，它就是：

　　个人先于国家，天生的人先于人造的机器，人格权先于身份权；国家，无论如何伟大，都只是一种人造机器，使唤人的机器，无论是汽车还是国家，无论如何设想，都只能等于人的灾难。

　　对于第二个部分“有”，那就是，凡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国家都必须一丝不苟地执行，否则，必受国家诉讼制度追究。目前，追究国家不为或者滥为的诉讼制度主要有“违宪审查”与“行政诉讼”两种，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奉行“凡权利皆能诉讼，凡诉讼皆有裁判”的政策，并设立了“拒绝裁判罪”、“渎职罪”专门处罚失职工作者，确保人的各项诉求均能得到满足和答复。

　　3、 国家的应激性反应必须灵敏、高效、全能，但这并不等于国家自此获得自由

　　国家虽然是一种人造机器，但这种机器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应付个人不能防范之未定风险。因此，对国家机器的应激性反应的要求，远远高于其他人造机器与人工智能，而与生物有机体有些类似，这也是许多理论将国家看成是一种有机组织的最主要的原因。理解国家的应激性反应必须把握两点：

　　A、在刺激没有出现时，国家应当象机器一样正常工作，没有任何主动行为；在风险刺激已经出现时，国家的应激性反应必须象有机生命体一样灵敏、高效、全能，向着既定目标“满足人（组成有机体的细胞）的需求”，启动一切既定程序甚至打破一切既定程序奋力前进。

　　B、国家的应激性反应无论怎样灵敏、高效、全能，都不等于国家自此获得自由，国家的需要可以凌驾在其制造者人及其需求之上。相反，国家的机器本性不会改变，国家的任何需要都必须以人的需求为前提，没有人的需求为支撑，国家的任何需要均属非法。

　　对国家机器本性以及国家应激性反应的认识很容易走极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方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当时的美国在胡佛政府主持下，严格推行国家不作为政策，对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产品堆积放人不管，几乎毁灭了美国；而另一面，则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推行国家使唤人的政策，以“优等民族论”召唤本民族公民为了所谓的世界与国家的需要，去征战沙场，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尽管优等民族论寿终正寝，但优等民族论的始祖“先进阶级论”却在苏联的推动支持下，在许多国家发动了内部战争，并建立了14个社会主义政权，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人的控制深入思想、文化、生产、生活、精神、意念诸领域，70年后，计划体制彻底垮台，一切“丰功伟绩”最终都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黑色幽默。人们将这个时代称作“黑幕时代”，将这个时期的生活称为“黑箱生活”，将这个时期的光荣工程称为“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一切荣光均无法考证，一切操作均属见不得光的“黑箱操作”。违背社会平等信念的“先优理论”无论是借助“阶级”、“民族”，还是借助“国强”、“民富”，自此露了真面目，彻底走入穷途末路。

　　尽管如此，智慧的光辉总会穿破谎言的黑雾，对国家机械性、应激性反应认识到位的理论最终还是被我们发现，得到了全社会的承认。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中国道家的“应和国家论”与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国家论”。前者将国家比喻成一个空空荡荡的山谷（虚谷），喊一声便余音缭绕、绵绵不绝，人的任何诉求均会得到虚谷（国家）的积极回应，人的自由均不会受到虚谷（国家）的任何牵制。后者将国家的责任（而不是权利）加以强化，同时又不会改变国家的机器性质，那就是“国家应当为人的基本需求充满活力，而不应对人的痛苦放任不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它为我们今后的生活确立了如下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