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相反，和自然神论排斥人格神一样，纯粹法学派对非常状态的排斥，对一切“例外”的否定，也来自于对主权中人格化因素的恐惧。“他们一致认为，一切人格性因素都必须从国家概念中消除。对他们而言，人格性因素和支配性因素均属同类。在凯尔森看来，个人支配权概念是国家主权理论中的本质性错误，因为这种理论的前提是支配的主观性，而非客观有效的规范”。[10]因此，他们力图从纯粹客观化的法律角度来看待主权。其实，这种态度与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主流法律理论所呈现的去政治化倾向是一致的，其崇尚的是从常规的状态中思考政治，也就是从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政治、主权和法律，而不考虑发生学意义上的法律和政治、主权之间的事实关系。其深刻的价值取向乃是：应该由法律来安排政治的秩序即主权，而非由施米特所说的那种政治性的“主权”来安排法律，这样就可以排除政治中的主观人格因素，而且只有由法律来安排的政治，才可能是优良的政治。但在施米特看来，这种规范法学的理论“把国家看作是对领土的稳定的、常规的管理，并依照法律对其事务进行组织，这种看法只是冲突稳定后的结果。它忽略了的事实是：国家处在和其他国家的敌对关系之中，国家通过军事武力保卫其领土，以及在这种对武力的垄断中，国家可以声称是对该领土进行统治是合法的。和平的、合法的、自由的资产阶级正坐在一个火山上而忽略了事实。他们的世界是建立在国内冲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和国家能够对付其他潜在的敌对国家的能力之上”。[11]

　　进言之，就施米特的角度而言，规范主义法学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它只抓住了权力的一个面相——法律，而遗忘了权力的原始面相——直接的、个别的、绝对的权力。与之相反，施米特从非常状态出发对政治和法律所展开的思考，则是一种前法律的思考，一种还原和显现了政治、主权和法律的原初本相的思考。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比规范主义法学更有迷惑力的、带有“野性”的思考，因为后者很容易被理解为把主权的本质遮蔽在法律之下，并“神化”了法律的形式力量。而沿着施米特的视角，一般人的确会轻而易举地看到这样的事实：真正的政治不是依据法律而建构的秩序，相反，法律秩序也只有依靠政治的稳定才得以成立，而规范法学所依赖的法律从来就不可能自动地生发出一种秩序，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也必然要求有一种权力，即权威的介入。

　　当然，应该承认的是，正如施米特对非常状态的强调并不一定是为了设置一种永恒的非常状态那样（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和纳粹政府之间的差距，因为纳粹政府的目的仅仅在于制造非常状态），他由非常状态入手而强调了本真权力的一面，其意图也并不一定是完全轻视所谓的权力的“表象”——法律。[12]简言之，施米特在主权概念中所揭示的实质意义上的权力和表象意义上的权力之间的冲突，无非是为了强调政治对法律的优先性，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为了在方法论上批判规范主义法学的法律理论和国家理论中的那种去政治化、去人格化因素的取向，并在主权的概念中恢复人格主义的因素和决断主义的因素。

　　这就又引出了“决断”这个概念。

　　四、决断：秩序的重构

　　与非常状态相关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争议颇多的就是“决断”（Dezision）概念。这个概念在施米特的政治宪法学中尤其具有标识性的意义，施米特宪法学的立场也为此被称之为“决断主义”，以区别于德国传统的规范主义。[13]

　　这个“决断”的含义是颇为复杂的。前述施米特的所谓“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这句名言，通常被简单地理解为主权者“决断”非常状态的存在，并对现实进行干扰。但是，从上面的论述也可以看出，决断还包含着另外一层同样重要的含义，即主权者通过决断引导出了一种新的秩序。如果我们认识到了决断的这种双重含义，而非仅仅只是第一重含义，那么施米特的决断概念就的确不是洛维特所理解的那样，纯粹是一种“随机之作”、一种“由于是自我维持从而是靠虚无来维持的漂泊无意的决断”。[14]因为，这种决断也是一种由意志引导的决断，其本身也是为了秩序的重新建构。在施米特而言，主权者在对非常状态是否存在的判断中显明自身的存在和意义，并通过对非常状态作出决断而引导出新的秩序，并在其中展露其真正的、绝对的权力。诚然，表象意义上的权力在遭遇真实意义上的权力之际全面沦陷，但是对法律的否定性决断并不是一种为否定而否定的决断。否定乃是新的肯定，也就是为了新的建构。“代表型专政者之所以能够中止宪法，其唯一目的是捍卫宪法，并且在危机过后恢复宪法。”[15]由此，我们也似乎多少能够明白施米特为何会在二战期间拥护纳粹政权了。他和纳粹政权的合作，乃是为了一种秩序的重新建构。正如有论者所言，“和其他许多保守的思想家一样，施米特看到的要么是希特勒，要么是混乱的抉择。”[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