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斥他的世界的,是一片难以想象的宁静。
早在几年前,他就因为失聪,听力严重受损,连基本的交流,都不得不借助纸笔。三年前,非典肆虐京城前几天,笔者和搭档江宏景第一次采访他时,他就是这种状况,我只能把问题都工整地写在纸上给他看,正因为如此,我才把采访稿的副标题写成了“纸笔人生”。好在那个时候,他还能上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外界联系。如今不是这样了,他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据大夫说是脑萎缩,一天睡觉的时间几乎超过了二十个小时。枕头旁边,整整齐齐地放着他爱人准备的交流用的小纸片,只是这些纸片也很久不用了,如同他一样安安静静地躺着。
唉,这就是现在的王名扬。
一:大器晚成亦英雄
还有半年,就是他九十大寿。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放马南山享清福的年龄,尤其在中国,大多数学者早在这十多年前,就能够把知识换成了地位,在政、商、学各界竖立起高不可攀坚不可摧的山头,从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通过这种方式,感受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尊严。
而对于王名扬来说,他恐怕没有这种机会,——费尽一生心血所构思的“行政法五部曲”中,《中国行政法》已经不可能写出,《比较行政法》亦仅仅留下前四章内容而不可能写完。或许正因为这种“进行时”的状态,使得他永远“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把别人用来建立“山头”的野心,拿来作为与时间赛跑的雄心。
王名扬之所以没有这个机会,绝对不是因为他没有实力。我们可以看看奠定他在学界地位的是这么几本书:《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其中,最早的《英国行政法》于1987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时,他已经71岁高龄;《法国行政法》于1988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时,他已经72岁;及至《美国行政法》1995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时,他已经79岁。人啊,不服老是不行的,他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包括已经写了四章的《比较行政法》。毕竟英雄气短,上苍居然真的就没有给他实现梦想的机会,令人扼腕叹息。
好在上苍还算公平。没有给王名扬更多的时间,去写完《比较行政法》和《中国行政法》,实现他“行政法五部曲”的梦想,无疑是一大遗憾;但换个角度看,仅仅就已经出版的著作来看,一个中国行政法学界的“王名扬时代”已经毫无争议地形成。王名扬拿作品证明了自己。据北京大学的朱苏力教授在《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统计,仅仅在1998年至2002年间,王名扬的著作五年合计引证高达494次,这其中著作引证就达491次,在整个中国法学界排名第八位。如果这一点,还不能说明王名扬学术著作的价值的话,那么朱苏力统计的另一项数据,则使得王名扬的学术价值凸现了:“他引最多的教科书型著作”中,王名扬的《美国行政法》当之无愧地排在第一位,他引达到194篇;不仅如此,在“他引最多的教科书型著作”前20名的清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排在第12位,他引率达到104篇。个中三昧,值得深思。
就现在中国法学著作的生产速度,如果单单数量上来说,王名扬的这三本著作很快就会被表面看起来更新、更全面、更权威的学术成果湮没。奇怪的是,王名扬的这些著作却显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这是为什么?
我想起了在五六十年代,被人揭发出来的王名扬的“反动言论”:在1959年10月29日北京政法学院的座谈会上,王名扬说,“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造成了许多人虚伪的现象,只要数量,不要质量,这样虚假现象出现很多。”这之后不就的11月28日座谈会上,王名扬又指出,“多快好省,要求又多又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两个东西不能结合。比如写科学论文,东抄抄,西抄抄,写十篇也没用;如写一篇有创造性的论文,这时就要取好的。”—— 就这一点,我们不难探知王名扬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些作品;也凭借这一点,我们也该对王名扬表现出一点敬意:在那个年代,敢说出常识的人不多。